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色与启蒙价值

本文指出８０年代以来重新成为热，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不应是简单的循环回归，仍纠缠在资料堆积、陈旧史观、琐细描述等弊病里，而应具有新时代的特色，真正适应和贴近社会的需要，产生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社会效应与学术价值，突破社会史本身兜圈子的局限。     

论老舍《大地龙蛇》的文化内涵及价值意义

老舍于 1939～ 194 3年间创作的 9个剧本中 ,《大地龙蛇》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人的解放”思考的文学史价值意义。对此 ,评论家们却不置一词而对剧本大加否定。老舍从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审美感受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感知与知解出发 ,把自己“颇费了一些心思”思索出的文化与现实社会人生的内在精神联系融入于戏剧情节运行和人物思想意识演变之中 ,显示出民族文化在科学精神烛照下焕发出的伟大力量 ,表明“做了我国几千年文化核心”的龙文化 ,这时才真正成了“我们立国的象征” ,并消解“五四”以来包括老舍在内的以鲁迅为代表的文艺家们对于“人的解放”和“启蒙”时效性的怀疑。     

马克思是建构理性主义者吗——评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批评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所谓进化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两种理性主义:一是进化理性主义,二是建构理性主义,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马克思则被看做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实际上,马克思既不是建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进化理性主义者,而是实践理性主义者,哈耶克针对建构理性主义者所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的歪曲,马克思的实践理性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对立,为人类的理性寻找到了坚实的根基。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

文章首先在理论层次上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并区分了习惯法与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融合的一面，指出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渊源，两者互相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同时，习惯法由于其与现代法制精神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故又表现出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一面。文章深入挖掘了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及消解的方法，以求为转型期的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     

论新时期作家写作姿态的变革

新时期文学２０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作家的写作姿态从８０年代初期启蒙的浪漫激情、中后期对启蒙角色的主动放弃,到９０年代多元文化语境中角色的重新定位,呈示出明显的变化。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囚禁的鸟要歌唱——玛亚·安吉罗与“生活的一课”

“生活的一课”选自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玛亚·安吉罗的自传体小说《我知道囚禁的鸟为何要歌唱》。主人公弗劳尔斯太太是黑人女性的杰出代表 ,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她的生动的一课为“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视角 ,对“我”的一生起着重要的影响。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写作理论的困顿

写作理论构建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写作理论在写作实践中频频出现尴尬和困顿学了写作学后反而不会写作.这一困顿的出现,与当前写作理论中工具理性主义盛行有很大关系.前人的写作经验固然重要,但由于它的物的指向性,使其对于物、意、文的多向转化只起手段性和工具性的作用.写作学人文关怀和民族精神追问的缺失,导致了科学主义在写作层面上的蔓延,使写作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异物而让人倍受折磨.写作是富于个性化的精神劳动,它需要人类特有的精神力量介入和支撑.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