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语与吴国青铜器铭文释"吴"

"吴"吴语读"ng","鱼"吴语亦读"ng",两者同音;国语"吴"读"wu","鱼"读"yu",发音迥异。吴国传世最早的青铜钟记载称"工",写作"■■",吴王阖闾、夫差剑称"工吾",写作"■■",吴国青铜镜又简称"吴",写作"■";"吾"早期金文写作"■","后省略为"■",《说文》释为第一人称,我释为捕鱼之"帆船",由此释"■"为"大舟"。史载吴国有"余皇大舟",实为"吴王大舟",是为吴国旗舰。     

情感的双声重奏——论吴梅村《秣陵春》传奇的隐喻修辞

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诱导下,梅村在《秣陵春》传奇的标题、开场、开头和结尾、主题、叙述层面、背景和人物、篇章层面灵活地运用隐喻,形成蕴纳情感双声重奏的文本结构,实现了作者“寄慨兴亡”的创作意图。同时戏曲的意义深度得以拓展,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认知和深切的审美体验。     

《新世纪》时期吴稚晖对万国新语的鼓吹

对万国新语的鼓吹是吴稚晖无政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在国内推行万国新语视为一个能迅速提高国民素质、挽救民族危亡的有效方案。为此他就如何传播万国新语做了认真的设想和具体的规划。但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他又把实际精力大部投入到改良汉字的工作中去,为国语的统一矢志不渝地奋斗了一生。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以下4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     

关于季札研究的若干问题再探

春秋时期吴国著名的贤大夫公子季札,因典籍记载缺略,所以其重要的事迹,如让国、隐居延陵、救陈等皆暗而不明,引发学者长期争讼。近年面世的上博简《弟子问》、《吴命》篇内容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弟子问》载孔子盛赞季札为"天民",即先知先觉的圣人,可知《春秋》不贬季札。《吴命》"吴走陈"的简文印证了季札救陈的可信性以及正义性。季札精通礼乐,是春秋时期深研诗乐的第一人,他是先秦时期吴文化的一座高峰。     

开眼

【逸趣】倒宝塔诗上世纪30年代,冰心与先生吴文藻计划周末去娘家探望,冰心嘱咐丈夫上街购买一种当时比较时髦的衣料＂香云纱＂,并且要深浅咖啡色回形花纹的;再买一种＂萨奇玛＂点心。结果,吴文藻先生到了商店却忘记了衣料和食品的名称,比画了半天仍然说不清楚。多亏女店员脑袋还算灵光,终于帮吴买到了“香云纱”和“萨奇玛”。     

吴地剑舞考

作为吴地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剑舞具有其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论述了吴文化背景推动下吴地剑舞的产生过程及其与吴文化的历史关联,阐述了剑舞在平稳发展期、鼎盛时期、多元融合期以及当代发展时期的不同状态,详细论述了剑舞在唐代的表演形式和表演风格,总结了剑舞的文化特色和发展规律。     

平湖诗社与吴文化

吴文化的许多深层内涵与地方性特点的表征具有普遍联系,从地方性特点的角度来研究吴文化,梳理吴文化的表现特点及其对内外部社会历史的影响,对丰富吴文化研究成果、拓展吴文化研究空间大有裨益.研究平湖诗社与吴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切入点.平湖诗社具有很强的家族性,姻亲关系在结社与相关团体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时间与地点的分布上相对集中,重要而较有影响的诗社集中于清前期,地点上则相对集中于东湖、乍浦等几个人文渊薮的重要地区;诗社往往具有明显的传承性特征,初期的重要诗社,后来均有续社之举;诗社活动以寄意山水、怡养性情为宗旨,较少涉及政治与尘事.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兼论尚小明的《宋案重审》

宋教仁案中的洪述祖作为内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竟然与应夔丞合谋套取中央政府的巨额款项,甚至于打着中央政府尤其是袁世凯、赵秉钧的名义,在密信密电中怂恿鼓励应夔丞实施谋杀宋教仁的行动计划,从而犯下了渎职枉法、教唆杀人的严重罪行。但是洪述祖和与他单线联系的应夔丞都没有出现在谋杀现场,出现在谋杀现场指挥武士英杀人的吴乃文等人。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一书中撇开现场人证,仅仅通过支离破碎、相互矛盾的资料堆砌,就“莫须有”地认定与袁世凯关系“特殊”的洪述祖是宋教仁案的唯一主犯,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学术层面也没有形成切实完整的证据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