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大师丰子恺与中外文化名人的交往

丰子恺与鲁迅 1939年3月，丰子恺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便辞别桂林师范，赴宜山浙江大学任艺术指导。由于遇连日大雨，船车不能如期而至，他便利用这段时间画起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连环漫画来。     

“春秋笔法”与唐代小说叙事谋略探微

唐代尚史之风弥漫于文坛,造就了小说家特定的知识结构,从而赋予他们以突出的"史才";而许多唐代小说又多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密切相联,为能自由地抒情言志、寄寓褒贬,于是源于历史叙事传统的"春秋笔法"便成为唐代小说家重要的叙事谋略."春秋笔法"的内涵为:作者不作论断,而是将自己的主观褒贬暗寓于客观冷静的叙事之中;叙事隐晦深曲,讲究匣剑帏灯、旁敲侧击.此二法在唐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显示.     

新时期小说中的婚恋文化解读

婚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小说中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重要特征.同时,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与非女性主义文学对婚恋家庭也作出了绝然不同的文化阐释.研究婚恋文化,对我们理解并把握新时期文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吴越丧葬文化的区域性特征

通过对吴越区域文化之内丧葬文化或习俗的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揭示丧葬文化与区域文化历史背景、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证明文化的区域性存在.     

去"独白"的绝断与暧昧——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观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论虽然极力抨击独白主义,但他对"复调小说"的理想化、有机化却最终使其话语不能逃脱独白主义的窠臼.同时,对巴赫金的某些理论观点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对其理论价值的全盘否定,毋宁说,任何"理论大师"的每一个理论主张都需要得到更加审慎的、扎实的辨析与探询,否则我们永远只能处在疲于奔命、不知所谓的"理论跟风"中.     

论简·爱的艺术形象

《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惊世之作。它的出版“震惊了英国文坛”[1],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破天荒地把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相貌平平的女家庭教师推上了文学殿堂的中心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平等的平民妇女形象,从而使简·爱这个     

用野猫一样漆黑发亮的眼睛注视人间——鲍尔金娜小记

且看80后 鲍尔金娜,蒙古族,出版《成人不宜》等文集,获第三届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冠军。著名作家余光中曾经这样评价鲍尔金娜的作品：“鲍尔金娜文风生动,犀利有力,情感真诚,有很好的幽默感和谐趣,而且笔触充满悲悯之心,很吸引人。”鲍尔金娜也这样形容自己：“我承认有时笔下有刻薄绝望的东西,但总体而言还算宽厚乐观。没有华丽词藻,也不想粉饰太平,只想尽量老实冷静地呈现出我这代人（或许只是一撮人）真实的生活。美丽也好,疼痛也好,绝望也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真实的就是宝贵的。”80后在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并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敏感地捕捉生活点滴的珍贵体验,不断地磨砺自己,形成了一代新风格。 鲍尔金娜最新出版的小说《紫茗红菱》,描述了一对校园姐妹花的迥异人生,全书37万余字,被誉为本年度最具吸引力的青春小说之一。且看蒙古族著名作家鲍尔吉·原野对本书作者的一些描述。     

中俄犯罪小说“次恶”形象研究——以《太阳黑子》和《罪与罚》为例

长久以来,不论是读者接受还是学者研究,人们作为文本接受者关注的焦点总是小说中的主角,而往往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形象与特质。在犯罪小说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主人公紧张的作案过程及心理活动,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接受者的心绪,以至于几乎完全遮盖了"次恶"形象的气质与光芒。作为中俄犯罪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太阳黑子》和《罪与罚》在成功塑造了犯罪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将"次恶"形象的独特气质与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作为城市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会、城市清醒的认知,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面,回望自己犯下的过往罪恶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彷徨、忏悔与赎罪,同样意义非凡,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