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字幕翻译的多维适应与选择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迄今唯一一部系统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以平实的镜头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影片配有中英文字幕,扩大了国内外受众群体.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分析该片的字幕英译,可以发现,译者在适应纪录片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后,完成了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转换,达到了弘扬匠人精神、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论吴浊流小说中的祖国认同

文章以吴浊流小说中对于岛与大陆关系构成的叙述为探讨对象,意图从此一类叙述中,梳理出吴浊流如何揭示新一代台湾人的"我城"心态为一认识上的误区。此外,亦从吴浊流书写上述一类叙述时隐含的态度,论述吴浊流对于"中国"此一文化身份的认同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小说中,当吴浊流终于确认了"我城"心态的不合理性之时,其实也就是否决了"我城"心态持有者对祖国由希望到失望这一立场的合理性。换言之,吴浊流其实也就是解决了自己徘徊于岛与大陆之间的认同困惑,确认了自身的祖国意识、原乡情结,实现了自身的祖国认同。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西昌方言第一、二人称的文白异读以及来源

以西昌方言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文白异读（文/白读：我,[?o314]/[?a 33];你,[li314]/[?ia33]）为研究对象,分别归纳第一人称 和第二人称文读、白读的使用情况,总结相关语法规则,发现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文读使用范围均比白读广;此 外,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文读的起源均与四川话（西南官话）的基本语音规律一致,而白读的起源与语言接触,特别是北方方言 和南方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有关。通过研究,旨在分析文读使用范围较白读广的原因以及语言接触如何产生出文白 异读的现象。     

论中西诗学中自然美观念的差异性

中西方自然美观念的产生都源于人的觉醒,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使中西方在对待自然审美上出现众多差异,"比德说"和"移情说"就是代表之一。这种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呈现出西方重外省、中国重内省,西方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分离较多、中国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合一较多的特点。     

康德对“我思”的理解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但他的"我思"模糊不清,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我理论。详细考察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自我理论澄清了笛卡尔"我思"的模糊与含混,并解决了笛卡尔理论的一些困难,把人类对"自我"和知识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庄子的自我超越观念及其时代价值——轴心文明视野下《齐物论》“吾丧我”的二阶系统论解读

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是轴心时代典型人格之一,原初状态的人具有赤子心,心接外物耦構形成有局限性的一阶认知我,以道枢中观反思自我以归于虚静极一,以超循环方式生成超稳定二阶情意我。以二阶系统调控论准确理解这一自我观,有助于透视轴心文明之核心思想,破除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对庄子的种种误读,将庄子及魏晋以来境界层面之超越精神转化到现实层面之制度建设。     

师生互动过程中的自我生成

在师生互动中 ,教师和学生的自我得以形成。从自我的“主我”与“客我”入手 ,可以将师生的互动分为主我与主我之间 ,主我与客我之间 ,客我与客我之间三个阶段 ,并且师生双方在互动中的自我呈现状态对于师生互动形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我的光辉生涯》中西比拉的自卑与优越

分析《我的光辉生涯》小说中心人物西比拉在面对爱情和婚姻时表现出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既向往爱情又诋毁贬低爱情。根据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过度补偿个人身上的自卑感就会夸大个人本身的自尊,通过贬低他人、抬高自身地位来维护自己的优越感。针对西比拉扭曲甚至变态的人格,利用阿德勒的自卑理论分析西比拉身上的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从而解释她极端的世界观和爱情观,更进一步指出西比拉悲剧人生的心理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