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的启迪——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能否想象一个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相互告发、相互提防的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人自危，人人均对他人万分提防。由一个个人人自危的家庭细胞组成的社会。是否能臻于和谐之境？亲亲相隐与儒家孝道，究竞该如何解读？我们究竞该如何对传统中华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语）？为此，本刊特邀两位专家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研究

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了独立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和企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之后,二者随着政策的变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囿于历史问题,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差异逐渐明显,引起公众广泛的讨论。因此,我国政府急需重视养老金双轨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开始进行并轨制度设计。     

非婚同居关系的立法趋势与我国的法律对策

对事实婚姻的否定态度并没有使更多的非婚同居者步入婚姻的殿堂,相反,非婚同居的数量及其纠纷有增无减。非婚同居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当今各国纷纷立法对其予以规制。本文探讨了非婚同居现象存在的原因,借鉴国外的立法实践,提出我国应立法规范非婚同居关系。同居当事人之间应有人身占有权,代理权等人身权利,在财产关系上应适用劳动所得共有制或按份共有制。     

全面提高审判质效的制度供给与现实要求——基于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考量

审判质效的提高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现实考量。需要全面考虑对法院、法官的要求和对配套条件的要求。法院行政领导在前期对审判质效的把关、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作用的合理发挥以及"陪审法官制"的构建,已成为提高审判质效对法院的重要要求。对于法官而言,审判质效来源于具体的操作流程,除了审判礼仪和司法行为的规范之外,还需要强化职责意识和程序指引,同时辅之以责权利相统一的保障制度。从配套制度和条件的建构上,提高审判质效还需要统筹推进法官员额和政法编制合理配置,加强院校合作与书记员培养,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分析

从克林顿时代起,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战略,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经历了从重视网络防御、网络攻防结合,到全球网络威慑的演变。网络安全战略演变的实质,就是逐步确立美国的制网权战略。为保证网络安全战略的实施,美国形成了组织管理保障、技术保障、法律法规保障和执行保障等体系。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引发了网络军备竞赛,给国际法造成了严重挑战。本文通过对美国网络安全战略的分析,剖析其特点和实质,希望对我国网络安全建设有所启示。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秦汉时期独相制论纲

在中国封建社会宰相制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个独相制阶段。它萌芽于战国后期，形成于秦代，发展于西汉，至东汉产生变态。独相制是秦汉时期国家政体的特有机制，它的发生、发展是中国古代社会国家行政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秦代的独相制打破了政府首脑在宗族内部的世袭制，废除了丞相任职终身制，开创了丞相任免制的先河。西汉时相位一人制确立，相权相对合理，设置了含有国家正式官吏编制的丞相府。东汉时独相制产生变态，相位虚设，尚书令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反映了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斗争。独相制具有历史进步作用，有利于形成新型的国家政体机制，保持政局稳定，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