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食罐里的风景

“武将养画眉,文人养绣眼,太太小姐养鹦鹉,公子养百灵。”中国人自古就有养鸟的习俗,上自宫廷内苑,下涉文人雅士,平头百姓也爱养鸟。     

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解决--论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法教义学的路径可以缓解当前司法人员面对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时所面临的尴尬。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主要通过对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来实现。习惯法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开放的构成要件的认定中具有较大运行空间,但为保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在构成要件解释时,其他要素或要件的解释应尽可能排除习惯法的影响。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习惯法的判断主要是借助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实现。由于违法的判断是实质的、具体的,故习惯法在此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个案分析。在有责性判断中,违法性认识尽管于理论上是习惯法出罪的一条路径,但实际功用很小,更合适的路径应是期待可能性的判断。然目前对期待可能性之理解过于偏狭,应依规范责任论对这一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甘、凉兵为天下劲卒”:清代甘肃驻防绿营考论

甘肃作为边疆省份,在清廷西北边防体系当中处于战略基地和用兵通道的特殊重要地位.同时,甘肃河西地带也是作为陕甘地区军政重心所在,如单以行省论,甘肃绿营配置是陆疆省份中兵力最为雄厚的省份.就陕甘绿营建制区内部而言,甘肃绿营区兵力配置兵额又多于陕西省.从规模及职官上来看,陕甘绿营建制亦以甘肃为重心,甘肃绿营兵额及职官均多于陕西绿营.在兵皆土著的绿营建制原则下,陕甘尚武之气对于陕甘绿营战斗力的影响是必然的.陕甘绿营,特别是甘肃绿营的战斗力明显强于其它行省.     

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

基于民主宪政体制关于代议机关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合理性运用之普遍诉求,从赋权和限权两个维度,对代议制度的起源和西方分权理论作了历史考察,论证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以往民主制度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民意代表的选拔体制、民意表达的渠道体制、政治协调的体制、政治权利运用以及社会监督的体制四个方面,既吸收了人类以往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表现为开放的形态;又呈现出严密的逻辑结构,克服了古代代议活动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立宪民主制度的弊端,将最终保证中华民族和平崛起。     

对实施学分制管理的几点认识

学分制管理是目前国家在高校大力推广的一种教学管理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彰显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突出个性发展的育人理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本文从实行学分制管理的意义、做法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认识。     

新体系·新范式·新方法——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研究》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传统的适应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官僚制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并导致了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和困境 ,相继掀起了旨在将公共部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运用商业管理模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绩效的政府管理创新浪潮。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种评价和改进政府绩效的治理工具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 ,已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和公认难题。彭国甫教授的新著《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 0 0 4年 12月 ) ,正是…     

取消农业税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已实行20多年,但其制度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导致了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因此效率很低。随着5年后取消农业税,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的效率可能进一步降低。因此,改革农村土地承包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而集体所有制下的永佃制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

通过对古文献的考察 ,参之以民族学材料 ,可以得知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处于对偶婚的居妇家制向一夫一妻制———父系外婚制的过渡阶段     

“官僚制”的文化省察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他的合理性、合法性范畴 ,是 2 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但是 ,在韦伯的这一学说中 ,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官僚制和合理性问题上的各种缺陷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作了思考 ,并提出了人文救治的方案。但是 ,韦伯的方案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外部寻求补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但交往合理性如何内在地包含着整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动力 ,却是不清楚的。所以 ,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实 ,科学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走向与文化重合的客观趋势。即使在过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理性建构中 ,如果进行哲学的终极追问的话 ,也可以看到文化和价值特别是信仰的意义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