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向犯

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拉图尔的技性科学观考察

作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核心,技性科学观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融合。科学不再是单独的事业,而是与技术合为整体,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之中。人类不再享有中心地位,而是在不断地与非人因素博弈。社会不再是科学的成因,而是技性科学的产物。技性科学、人类、社会正在以新型的共生关系演绎着时代的发展。     

企业间正式契约对关系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综合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对正式契约、关系学习、关系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契约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企业的关系绩效,但过于正式化的正式契约反而不利于企业关系绩效的提高,即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同时验证了正式契约部分通过关系学习对关系绩效产生影响,关系学习在正式契约和关系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爱默生作品之生态美学观探析

爱默生的经典散文作品,尤其是散文《论自然》,自发表以来一直得到诸多学者的分析和赏鉴。随着当今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发展及人们生活理念的新变化,爱默生散文作品的文本内容也随之增添了新的内涵。其作品中对自然美与爱的深刻体会,对融入自然的精神追求,对个体与整体联系之和谐生态美的独特阐释,不仅能使人们从中体悟到爱默生朴素的生态美意识,而且能促使当今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个体生命与整个生态环境中不同物种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从而为时下沉没于物质和功利追求的现代人回归自然,释解生活压力,提升精神境界,找回本真的自我以极大的生态美学启示。     

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思想

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为思想家们所关注.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既能促进人的能力发展,也是人的畸形、片面发展的根源.马克思通过分析人类发展过程中生产劳动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发生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原因:首先,劳动者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其次,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最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实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彻底分离.马克思还将社会分工与人的发展相联系,论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三个阶段问题.     

基于“命运共同体”视角的和谐员工关系构建研究

和谐员工关系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本文探索了构建和谐员工关系的意义,构建了基于命运共同体视角的和谐劳动关系管理钻石结构,揭示了和谐员工关系带来的启示。     

石油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角度构建石油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模糊一致偏好关系确定指标权重;构建石油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多级可拓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实例分析表明,该指标体系能较全面地反映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多级可拓综合评价模型既能给出自主创新能力的综合关联度并确定所属等级,又能分析各指标的优劣,为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依据。     

论和谐校园建设中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针对新形势、新情况,我们只有不断创新,寻找新的工作方法、工作途径,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出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的台湾文学研究

张诵圣教授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湾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她将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的观照焦点,从时间性的赝品、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文学话语在本土结构中容涵、转化、生根的过程;她用半自律、网络状、具流动性的"文学场域"的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张诵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线性时间叙述转向共时问题结构,进行关系主义探讨的富于启示的研究模式.     

叶适“洛学起而文字坏”文学史意义阐析

自北宋始,“二程”和王安石对文学的价值多有贬抑.至南宋,文道关系更趋紧张.叶适从重文的立场出发,提出“洛学起而文字坏”的著名论断,公开还击道学家对文学的贬斥,其内涵还包括对王安石新学戕害文学的不满.一方面,这是叶适在大张旗鼓地维护文学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主动延续北宋欧阳修、苏轼的优秀文学传统,开创南宋新文统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