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视域中的朱熹诗论及诗教价值取向

《诗集传》之外,朱熹还通过对历代重要诗人的评论来建立自己丰富的诗教理论.其诗论针对南宋诗坛混乱局面而发,有明显的道学色彩和复古倾向,客观上推动了诗学教育,并对诗教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有一定指导意义.     

论古典诗法著作的编著内容

古代诗歌写作的具体法则和技巧主要集中保存在历代诗法著作中,但这批史料却长期存在于诗话群体中,沦落成了“边缘史料”。而实际上诗法著作的编著内容相对于诗话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它们主要以总结技巧为主,注重的是可操作性。将诗法注入神秘性,是早期诗法写作与传授的突出现象。诗法著作中也会有小部分规律的总结与理论的探索。     

李商隐玉阳恋诗的特色及道教思想探析

玉阳恋诗是李商隐在学仙玉阳东时与女冠发生恋情而写的相关诗歌。由于年龄正值锦瑟华年,再加上出家学道的局限,所以在玉阳恋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无题诗的形式写的,而且呈现出若即若离、朦胧高雅的特点,同时,由于他的学道经历,诗中呈现出深情苦语的道教思想。     

《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中 身体性的二律背反

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中国小说家残雪的《吕芳诗小姐》,都强调身体与精神的抗衡,并视之为人性的矛盾,但两个文本在自然、观念、社会三个层面上具体表达的身体性,彼此又相互矛盾。《达洛卫夫人》保留了性别事实,重新建立了愉悦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抽象普遍性,建立起身体的个体性;构建了无边界、有存亡的身体结构,将身体的意义最终归于精神。其蕴含着伍尔夫视身体为手段的倾向。与此相对,《吕芳诗小姐》则取消了性别事实,重建了激情化性欲;取消了身体的个体性,试图建立身体的深层普遍性;建立有边界、无存亡的身体普遍结构,视身体意义为身体本身。其表明,残雪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达洛卫夫人》与《吕芳诗小姐》互为正反命题的两种身体性,构成二律背反关系,体现出现代语境下身体审美化和身体生命化在差异中的并存。     

论端砚的文化品格——端砚诗、赋研究

端砚作为文房器物,对历代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端砚引兴文思,文学赋予端砚以文化品格,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砚诗、赋”作品。本文由此开展,重点从“天地之精——端砚诗赋中的生命精神”“巧匠——文质相杂的工艺观”“守拙——端砚特质与端人品行”“比德——流光溢彩的石品与人生德行”等四个方面凸显端砚诗、赋中所蕴含端砚精神及其文化品格。     

宋代理学家家训诗论析

宋代家训诗在社会变革和理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走向繁荣,理学家创作的家训诗蕴含着其在伦理道德、治学仕宦、家庭生活、理学思想等方面的价值追求和对家族后辈的训诫引导,呈现出体裁多样、情理兼容的创作特征,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文学性和教育性。     

论唐人元日早朝诗中的多重角色及情感抒写

唐代的元日早朝是依照唐《贞观礼》和《开元礼》的礼制要求举行的,在礼制规定的礼仪中,汉、魏传统的“尊君抑臣”观念得到了延续和强化。但在唐代诗人的元日早朝诗中,因作者的角色不同,这种观念却有所淡化,有些作品几乎没有这种情感。唐太宗贞观时期和唐肃宗乾元年间的两次元日早朝唱和,体现了唐代不同时期君王和士大夫对盛世的赞美和期待。但中唐以后的元日早朝诗,却因为作者身份的多样化,诗中的内容和情感也显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尤其是以“观早朝”为题的诗中,再现了诗人在元日早朝中的底层身份感及政治心态。     

京城皇家园林中的诗——清代御制诗中的蓬瀛

清代御制诗对蓬瀛的歌咏较多,也承继了对蓬瀛的美好寄托。帝王们将文学作品中想象的海上仙山,移植到京城皇家园林当中又加以书写。当想象变成了现实,成为宫苑和城市的一部分,又重新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必然打上审美主体个人深深的烙印。而清代帝王作为这一审美主体的特殊身份与审美情趣,也形成了清代御制诗吟咏蓬瀛的特色。      

古代诗学概念“句法”论

句法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一直以来关注甚少,句法概念的内涵在各种著作中也指涉不一,语法层面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句法本身的诗学意义.诗歌句法实质上是一个诗学范畴,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是指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句法既是创作方法,也是批评方法,句法的演进与诗歌体式格律变化与“诗家语”的追求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