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湘的“纯诗”世界——基于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

朱湘在中国文坛较早发出了纯诗的创作呼声,他耗尽毕生心血探索并实践基于诗的真理和美的本质与形式的诗学理想。朱湘的诗文在音节的考量、想象的摄入、构思的完备三个方面进行独特的实验,结合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在精致的音韵组合中迸发和谐悦耳的乐感,传递鲜明的旋律;在真实的经历中彰显想象的魅力,唤起审美的愉悦;在冷静构思中思辨人生的奥秘,统筹新诗的风格,从而营建起一个色彩斑斓的纯诗世界。尽管诗人的自杀看似纯诗世界灰暗的完结,但从反向诠释出在孤独苦闷中坚守与酝酿的纯粹诗学空间。     

《瀛奎律髓》“登览类”与“山岩类”辨

《瀛奎律髓》“登览类”诗歌多以人文景观为登览地,内容丰富多样,景物描写多以俯视的视角作鸟瞰式的整体把握,诗歌风格以豪迈悲壮为主;“山岩类”诗歌多以自然景观为游览地,内容较为单一,多以平视和仰视的视角、移步换景的方式进行景物描写,诗歌风格以清丽闲淡为主。二者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方回的分类有其合理性。将“登览”与“山岩”细致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别,体现了《瀛奎律髓》的“诗格”性质。     

诗界革命视野中的《清议报》诗歌

以1900年2月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发表为界,前后期《清议报》诗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为压阵大将,后期以梁启超、蒋智由、毋暇、邱炜萲、丘逢甲、高旭等为骨干力量。《清议报》诗歌在题材题旨上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炽烈的救亡启蒙情怀、深挚的忧国忧民情结和夺目的革新图强思想光芒,大量诗篇宣扬了平权、共主、独立、自由、民权、女权等近代启蒙观念,乃至倡导破坏、暗杀、扑满、反帝等民族革命思想主张。形式方面,既重视篇幅较长、容量更大、诗体更为解放、语言通俗易懂的歌行体和歌诗,又注意保留"古风格",使其不失为"诗人之诗"。较诸戊戌前的"新学诗"试验,《清议报》诗歌虽大量使用"新名词",但已无晦涩难懂之病;此前"新学诗"中大量出现的宗教性"新名词",逐渐为反映西洋近代政教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新名词"所取代。     

新时期诗歌对政治的加法和减法——政治与诗歌的互相介入

新时期现代派诗歌为了抵制政治对诗歌的介入,重新回到真实的语言而减去诗歌中的政治因素,走向纯诗,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现代主义技巧的同时又介入政治和社会,写出好的杂诗,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值得反思.     

三境诗英译的境界降位

三境诗在审美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物境诗以美、情境诗以情、理境诗以真为其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译者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原诗境界,英译时就会产生境界降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情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情境。文章对降位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三境诗追求含蓄内敛、实中藏虚的审美效果,故多使用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文化性的意象语言,以及隐喻、象征、暗示、典故等修辞手段,三者都会造成对原诗境界的遮蔽,进而造成英译境界降位。      

试论刘禹锡的涉医诗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家,刘禹锡的很多诗歌呈现出与医药相关的内容。这些诗歌或体现作者对医药、养生的留意,或记述作者所见、所患病证。这些诗作的出现主要与作者久病成医、心志不舒且长期被贬谪的巴山楚水生活有关。对刘禹锡的涉医诗进行分析、整理,不仅可为刘禹锡研究及中唐士人心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还可为中晚唐时期的医学研究提供文献依据,而其中关于养生内容的记述对后世的养生保健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