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乐演奏中的二度创作

演奏者把以乐谱形式存在的音符演绎为充满情感的音乐,这种演绎就是一种充满情感体验的二度创作过程。二度创作要注重理智因素与感情因素相结合,即真实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河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河北古代少数民族史》读后

正2013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冯金忠、陈瑞青所著《河北古代少数民族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河北古代少数民族史专著。全书共六章三十二节,体例得当,资料翔实,文约事丰,以时间为经、族别为纬记述了河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变迁演变的历史轨迹,对     

文学重构历史与后现代批评——评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重新构建了历史,重构历史是一种阐释行为,阐释者的阐释无一例外带有自己所处环境的烙印,体现着当代评论者的兴趣和关注。"回归历史"、"重构历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当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一位小说家,唐·德里罗一向关注美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危机。他在小说中一再对美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他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小说《天秤星座》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通过对奥斯瓦尔德这个历史人物的重塑,德里罗重构了不同于官方版本的肯尼迪遇刺历史,批判了身处其中的以影像消费为主导的后现代社会。唐·德里罗的文学创作实践表明,在后现代状况下,艺术家仍然有可能进行类似现代主义先辈们所从事的那种政治性和批判性的严肃艺术实践。     

论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

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非常严密.宋代皇帝掌握了死刑的判决和复核权,有权直接下诏并选派官员承审案件;亲自虑囚,裁决狱讼,并可使用御笔手诏,对案件直接作出最后裁决;还通过裁决有争论的重大案件、增加司法监督机构、严格选任司法官员等措施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这些措施对改变唐末五代司法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     

三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在笔者发表了《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本刊2004年第1期)后,对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已展开了较热烈的讨论.本文是对讨论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评述,并进一步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之为伪书.     

竹枝词的创作

正一、竹枝词的由来竹枝词本是巴渝一带的民歌,演唱时以笛、鼓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内容多数是歌唱男女之间的恋情和生产劳动中的感受,传达了巴蜀一带的风土人情。中唐诗人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对这种民歌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嫌有些民歌太俚俗,进行了搜集、整理和改造,并模仿竹枝词的风格创作新诗,内容也多是吟咏巴渝风物。后来,白居易、顾况等人也有拟作,其作品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竹枝词的特色大体说来,竹枝词有3种类型:一类是文人收集整理的民间歌     

唐宋词内在质素演变略论

唐宋词一般模式是：人物＋场景—→心绪变化。词从晚唐五代到最终凝定不前的南宋时期,这三个要素是渐有演变的。从文本意义上说,这三个要素的演变,使词能不断地反映时代整体的社会心绪和意趣,并能不断地提供新的审美特质而始终使之处在时代文学发展的最前列,使之最终完成了由娱乐色彩较浓的文学品种向严肃文学过渡、由大众艺术向文人个人抒情艺术过渡的进程     

牡丹: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一面镜子

唐代赏玩牡丹之风有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唐以后,牡丹之所以红极一时,其中尤以深红牡丹为贵,是由于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契合时人好尚奢华的心理。伴随着赌博性质浓厚的斗草习俗,牡丹被当作斗富炫财的工具,夸富、斗富之风与赏花热潮自中唐以来并盛不衰。     

关于古乐谱和声辞配合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兼答王小盾、陈应时先生

本文在《关于古乐谱解读的若干问题》和《从古乐谱看乐调和曲辞的关系》两篇论文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唐乐谱中声辞配合的关系。首先通过姜白石歌谱和林谦三译谱的比较 ,认为在词的前后片旋律对应的同时 ,考虑划分节奏段落的大鼓拍号和词句顿逗的对应 ,是林谱与姜谱配词相符的两个基本点。姜谱可以作为研究唐乐谱配词的参照根据 ,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是均等节拍。其次通过日本唐乐谱和敦煌谱的比较 ,发现敦煌谱的“、”号释为日本唐乐的返拨手法 ,和宋乐的“反”号有相通之处 ;指出把敦煌谱的“□”号看成“相当于现代乐谱的小节线” ,是对唐乐谱音乐结构的误解 ;并且论证了唐乐谱旋律段落与节奏段落不一致的特点     

韩翃《寒食》诗新解

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人五侯家。”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认为该诗借东汉王氏“五侯”喻杨氏“五家”(杨贵妃兄妹),所讽乃在外戚;吴乔《围炉诗话》、孙洙《唐诗三百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唐诗选》以为“五侯”影射手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