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论唐代专书异体字研究的价值

唐代是文字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处于俗字入典的重要时期。唐代的专书中收录了大量的俗字异体,对书中的异体字进行研究将对汉字文化、汉字发展史、字典辞书编纂、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统政治秩序的理论批判——质疑和救治

政局新动向和人文新因素使明清之际士人质疑和救治了传统政治秩序,其主要成果集中在《明夷待访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通过历史理性探讨皇权专制中君臣的权职失衡,提出了“天下之法”方案和“学校”途径。《天下郡国利病书》采用现实理性探讨君主集权下国家和郡县的权分失调,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方案和“圣人”途径。这为后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创造了突破口、注入了新因素和启引了新思路。     

唐代田园诗兴盛原因之探析

田园诗在唐代的崛起与繁荣,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而促成的：其一,唐代隐逸之风的盛行;其二,唐代经济的繁荣与园林别业的广为修建;其三,唐代的政治状况与唐代文人对政治的疏离、对田园的态度;其四,文学本身的发展。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莺莺传》中莺莺形象的时代性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并与多种资料结合,通过对《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分析,探讨了唐代在室女受教育的情况、参与社交的状况以及婚配的等级门阀观念状况等。莺莺形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在室女的生活现状,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异代知音,人生偶像——浅论唐代文人的相如情结

司马相如一生经历了壮志凌云,怀才不遇,文动人主,平步青云.更有相如文君动人爱情的千古佳话,流传至今.唐代诗人文士大多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着和司马相如当年一样的凌云壮志和类似的坎坷遭遇.在司马相如那里,他们获得了安慰,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因此,唐代文人对司马相如推崇备至,把司马相如作为自己的异代知音,人生偶像.     

论唐代山水题画诗的时空艺术

唐代题画诗审美时空的层次构成具有多重性,它融合了客观物理时空和中国画时空的特性,成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审美时空。在唐代山水题画诗中,诗人对画面时间二度审美,将画面凝固性的时间转化为永恒性和超越性的时间,给画面时间赋予了生命意识内涵。唐代山水题画诗中的空间则具有广远性和包容性的审美特点。广远性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诗与画在空间意识上的相通,包容性则不但体现了诗人对绘画空间的二度审美,而且折射出诗人主体对外在空间驾驭、掌握乃至与其融合的理想。唐代山水题画诗隐逸的诗旨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迷茫心态,体现了中国画时空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审美心理效应。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浅析唐代敦煌佛教石窟壁画

唐代石窟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而敦煌石窟绘画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唐代敦煌石窟从唐代敦煌佛教石窟绘画发展脉络、主要题材、艺术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角度的阐述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