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僚家庭财产管理的模式与手段

唐代官僚家庭财产管理实行"同居共财"。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财产共有制度.但实际上是家长专有制,家长拥有对一切家庭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家长专有专管并不意味着家长亲管,其具体管理方式是多样的。管理方式多样性的实质不是对家长专有制的否定,而是古代以孝为根本的宗法社会下家长专管权力的延伸。     

唐代赋论概观

唐代赋论内容比较集中在对汉魏六朝古赋及唐代新体律赋的争议评价上面,并与当时文艺思想上不同倾向的论争相联系;而律赋理论及《赋赋》、《赋谱》等作则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成果,对宋以后律赋评论有重要影响。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北魏隋唐的均田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或热点.国内外学者在均田制研究方面的成果,可以说实在太丰硕了,仅国内出版的专著就有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修订本《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其增订本《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2003年)、[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是以千万计.一般认为,均田制研究应该说没有剩义可言了.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唐代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历史地位

唐代的江西,因其便利的交通,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丰饶的物产,发展了粮食、茶叶、瓷器、木材等产业,并且大量转换为商品,同时把岭南广州进口的海外珍异商品转运到其他地方贩卖,促进了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另外,新的商业组织和市场形式产生,大量货币的使用与流通,商业都市空前繁荣,再加之商人群体的活跃,因而促进了唐代江西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奠定了江西经济在五代和两宋经济繁荣的根基。     

隋唐时期的笔记杂纂与当时的民俗生活的关系

从唐代笔记杂纂看唐人婚礼,既承袭古代"六礼",又根据社会现实需要,有些新的变革.传统婚礼的形成、发展与流变,其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儒家传统的宗法思想,是一种夫为妻纲、传宗接代的庆典.因而,婚礼中各种仪式活动也渗透着"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的宗法意义.因此,本文以笔记杂纂为切入点,探讨以婚礼礼俗为代表的隋唐民俗生活,并基于此来讨论文学与民俗之间的关系.     

剪烛西窗

“何当共剪面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的诗句。想那西窗下,荧荧一烛,诗人促膝夜谈,几番风雨成隔世,共话白头到跟前,看那烛光由短而长、由高而低、执剪修心,是何等的悠然！　　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到过那蕴藉中所含蓄的幽幽之情吗？　　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尤其是那“烛心”,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粗了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台…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

本文认为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都属于综合性文学史,前者一般由割截后者而成,但却比后者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能更多更深地反映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文章回溯了唐代文学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对近年出版的五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阐述了断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学术要求和它们所可能具备的特色.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