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宝盆里的人类遗产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地、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盂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     

会低头的不是孬种

参加工作刚刚两年的刘君,已经和单位里所有的人争吵了个遍,他觉得待不下去了,可又不想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又一次和同事争吵后,他心中特别难过:难道自己命中就该有这么多磨难吗?得求人指点指点。他想到了山中的老和尚,大家都说那和尚知人的前世和今生,是活菩萨,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试论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会行为及其形成原因

唐前期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上，其短期性特点较历朝历代更加突出。外戚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命运的短暂周期及外戚权力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也使唐朝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我行我素，不顾礼法，及时行乐，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以自我为中心，在社会行为上倒行逆施，骄横不法，在社会生活上奢侈淫佚，竞相豪华，逞欲胡为。外戚短期行为导致官闱秽乱，暴虐腐化，使唐朝廷内官僚、士大夫结党营私，玩弄阴谋，使朝廷上层常处于血腥之中，由此形成唐前期政治的特征。     

商务本《古代汉语》通假字注释例商

郭锡良等人主编的1999年商务版《古代汉语》经过修订,补正了一些以往的注释疏误,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该书在通假字注释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以列举的方式具体分析了书中将同义词、古今字、假借字等误作通假字及本借字互倒的情况,认为其有进一步补正和完善之必要。     

王安石《礼记》学探论

郑玄、孔颖达秉承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原则,有时表现出迷信经书的特点,把经书的一些理想化记载当做事实看待。王安石则对这些理想化的记载进行重新审视和拷问,并提出自己的新见。王安石在驳斥郑注孔疏并阐述己见时,根据对字的训释及其它文献的记载,并讲求义理的推求,力图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把握圣人的言外大意。王安石在训释《礼记》时使用了"先王"一词,并明显地体现出他有尊崇周公和周礼的倾向。     

王弼《〈周易·彖〉注》“时”的观念探略

王弼对<易传>"时"的观念进行创新和升华,主要集中在对<周易>十二卦<彖辞>"时"的阐释上.王弼对<颐>等四卦<彖>之"时"的理解是紧紧围绕"君子有为"这个思想脉络的,他把"时用"之"时"辩证理解为某种较为复杂甚至糅相反含义为一体的原则,从而提出"用有时也"的观点,显示了其<易注>深邃的哲学义理层度.在王弼看来,"时义"的深旨就是<周易>体现出的有为的政治哲学.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