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浅论康熙朝海峡两岸的和谈

康熙朝清廷与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有过多次谈判,郑经在谈判中声称台湾“非中国版图”,始终坚持“效朝鲜例”,其目的是要把台湾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郑经的观点与台湾的历史毫不相符,也是对其郑氏祖先开发并收复台湾历史的否定,当然不能为清廷所接受。     

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的启示

宋明理学在整合儒、道、佛三教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舍传求经”、“疑经改经”、“六经注我”三个阶段。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新的千年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中国哲学。创建新的中国哲学,第一步,要回到中西马的原创文本;第二步,发现其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产生的问题,对理论的绝对性提出质疑;第三步,在综合各种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即创建有特色的、全新的中国哲学。     

牡丹:唐代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一面镜子

唐代赏玩牡丹之风有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唐以后,牡丹之所以红极一时,其中尤以深红牡丹为贵,是由于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契合时人好尚奢华的心理。伴随着赌博性质浓厚的斗草习俗,牡丹被当作斗富炫财的工具,夸富、斗富之风与赏花热潮自中唐以来并盛不衰。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九)

《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共收船山子部著述八种,其中《张子正蒙注》及《噩梦》两种均以船山手书作底本,实为此册之特殊价值。     

继前修踵武 开管学新途——读池万兴先生《（管子）研究》

《管子》一书,在先秦及西汉流布极其广泛,《韩非子·五蠹》:“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亦云管子之书“:世多有之。”据叶适《习学记言》,汉初研究“管子之学”的也大有其人。汉武独尊儒学之后,其书渐趋湮没,其学亦渐陵夷,学者已罕能知其书、鲜能言其学。数百年间,阙文错简,遗言漏字,当不可尽悉。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所引《管子》言语,乃转引自他人,已不见于当世之本,知唐初《管子》已非完本。宋晁公武《读书志》曰“:刘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则宋时残缺更甚。至明梅士享所刊又颠倒其篇次,弥为窜乱失真。…     

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地位论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其发展虽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走的是一条完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等原因,郑氏海商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但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抵御外敌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应在中国史中给予其一定的地位。     

20世纪《诗经》传注的现代性特征

进入20世纪以后,在现代学术意识的主导下,《诗经》传注和训诂也悄然发生变化,并逐渐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特征:体现科学精神,突出文学特征,具有文化视野和简明精要的传注风格。     

接受期待与盛唐山水诗的文化生态

盛唐山水诗的高潮 ,植根于社会文化氛围 ,植根于大众的接受趣味。所以出现盛唐诗的高潮 ,是诗歌文本自身发展的结果 ,也是审美接受的生态效应。因此对山水诗创作—接受—再创作的循环状态的研究 ,即是注重山水诗生态环境和创作主体生态取向的研究。盛唐山水诗创作主体的创作自觉 ,表现出审美上取南北文化之长为理想境界的文化整合意识 ,表现出对于时代接受趣味的顺应。思想整合的盛唐文化生态 ,使山水诗水准卓特高标 ,出现了盛唐所特有的艺术生态和面貌 ,这在唐人选唐诗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展示     

船山心论

在船山哲学研究中,不少学者注意到他的思想曾受到传统心学的影响,但缺乏对其心论的全面深入的考察。本文认为,船山对理学核心范畴之一的心也作了深刻论述,他的心论,重在发掘心范畴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在本体论上坚持气决定心的立场,继承与发展了传统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