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东树及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的唐宋诗观

桐城派既是一个散文流派,也是一个诗歌流派。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继承了先贤姚鼐的论诗宗旨,在唐宋诗之争中采取无分唐宋的诗学策略,评诗不轩唐轾宋,方东树的诗论是其典型代表。他们论诗强调创变,反对摹拟,务去陈言,化古生新,因而对善于创新的宋诗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极为推崇,于拟唐的明七子、"诗文浅陋"的性灵派及好用僻字、僻典的浙派持批评态度。在性情与学问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相容,化学为才,体现出他们唐宋兼融的旨意。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偏重唐诗美学趣味的倾向。     

试论岑参诗中的"自然"风格

盛唐诗人岑参，以描写边塞的奇异色彩而闻名，而对其边塞以外的诗，人们却少有关注。实际上他各个时期的诗作，都很有特色。并且从他全部诗歌的创作来看，可以发现他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对“自然”风格自觉追求的内在品质。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勘合考释

勘合一词出现于唐代,初为校勘符契、验对、核对等义,至忽必烈时期始指一种用于校勘的纸质文书。元代勘合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符契的校勘防伪思想,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在元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明代勘合的大量使用奠定了基础。     

近代诗歌的纪实性及其影响

近代诗歌与先前时代诗歌相比,纪实性更加明显。诗人“诗史”意识普遍增强,诗作更具有“诗史”品格。诗歌叙事越来越切实细致,篇制不断膨胀扩大。得益于近代传媒业和和通讯业,近代诗歌对事件的纪录更加客观、全面、快速。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论艾青抗战诗歌的绘画美

艾青作为由绘画转向诗歌的诗人,绘画影响了他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抗战时期,他娴熟地把色彩和线条运用于诗歌创作,突出了色彩美和构图美。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和“农人的后裔”,他诗中的色彩和线条饱含了他对祖国的深情,闪耀着朴素的光泽。     

陶渊明在宋代的地位及其与苏轼、朱熹之关系

到了宋代 ,陶渊明开始受到一致的推崇。宋人对陶渊明的景仰 ,首先在于对陶渊明正气凛然、不屈服于强权的高尚人格的推重 ;陶渊明在世俗生活中时时体现出的高怀逸趣———艺术的眼光、艺术的心情 ,让宋人羡慕不已。陶渊明在宋代备受推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宋代内忧外患 ,士大夫忧心忡忡 ,希望找到一个能安顿人生、超越痛苦的精神榜样 ,而陶渊明正是最理想的人选。苏轼一生推重陶渊明、由衷喜欢陶渊明。朱熹慧眼独具 ,对陶诗有特别的体味 ,看出了陶诗内涵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可以说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是在宋代得以最后确立 ;陶诗独特的美学价值 ,是宋人发现并给以理论上的完全肯定。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自我·先知·超验--论当代先锋诗歌人文主体的构成

先锋诗歌中的语言主体可以划分为自我主体、先知主体及超验主体.自我意识是自我主体的本质特征,独白是其言说的根本方式;先知意识是先知主体标示自身存在的基本方式;超验主体是以超验意识的表达来肯定自身存在的,而解构性写作、零度写作、超现实写作是超验主体显示超验意识存在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