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在莎翁十四行诗中和多恩诗歌中的体现

英国诗歌主流的核心是人文主义。本文哉分析威廉·莎士比亚和约翰·多恩这两位文风看似迥然不同的大师们在诗歌措辞和内容主题上的相似之处,来论证揭示他们在英国文学和人文主义思潮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姚鼐诗歌的理学精神与古文旨趣

姚鼐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体现了理学的价值取向,在艺术上体现了明显的古文旨趣.姚鼐诗歌显示了儒林与文苑的合流,以及对道的担当,同时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其创作以古文法为诗,是对历来以文为诗的全面总结与发展、开拓.     

试论岑参诗中的"自然"风格

盛唐诗人岑参，以描写边塞的奇异色彩而闻名，而对其边塞以外的诗，人们却少有关注。实际上他各个时期的诗作，都很有特色。并且从他全部诗歌的创作来看，可以发现他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对“自然”风格自觉追求的内在品质。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受宋代史学界编年史书与文人年谱编纂之风大盛的影响,任渊在《山谷诗集注》中将黄庭坚的年谱列于诗注正文之前。任渊所作黄庭坚年谱,除遵循传统,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系入各年的条目之下之外,还创造性地把作品年代可考者,则依次列于各年事迹之后,将诗歌编年与年谱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受其影响,其后宋代诗注纷纷采取类似做法。黄庭坚裔孙黄 所作的《山谷年谱》,也从任谱中吸收了合理成果,并加以改进。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勘合考释

勘合一词出现于唐代,初为校勘符契、验对、核对等义,至忽必烈时期始指一种用于校勘的纸质文书。元代勘合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符契的校勘防伪思想,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在元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明代勘合的大量使用奠定了基础。     

论雅各布森"诗歌语法"批评

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批评一直是文学理论的难点。本文通过对其诗学理论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探讨分析,展示了雅各布森诗歌批评的思维逻辑和“诗歌语法”批评的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