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新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它不是文化史观。一方面,由于现实的经济基础对文化起决定作用,因此文化批判从属于现实的实践批判;另一方面,文化对现实的经济基础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文化建设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的终极关怀意义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与人学密不可分。其根本落脚点都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本雅明的审美批判思想

本雅明的审美批判思想是在对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和生产、价值理论的重新诠释基础上达至的。本雅明把艺术作品看作特定历史的产物,并受制于特定时代的生产逻辑,进而,他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基础上,区分并引入了展览价值和崇拜价值概念,揭示了审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属性,突破了西方传统美学在审美主体与艺术作品关系上的理解限度,具有重要的美学理论意义。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道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而作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以五四运动为契机,发生了思想上的变化,形成了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于1915-1916年;第二个节点发生于1917-1920年;第三个节点发生于1924年。在第二个节点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框架上实现了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化,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构想;在第三个节点上,中国道路的理论框架经历了由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化,进而发展出中国道路的完备的理论形态——实践唯物论。这三个节点的变化表明,中国道路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从而也表明,新文化运动不仅包含了近代社会的科学与民主观念,同时也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还有贯穿于其中的哲学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坚持矛盾特殊性的复杂性。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品格和理性精神。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关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论历史规律的层次性

长期以来,由于对唯物史观理解不够,在传统唯物史观指导的史学研究中存在把历史规律简单化的倾向.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才能理解历史规律的层次性.历史规律应该划分为一般规律、阶段规律和领域规律三个层次.     

宋明史学之比较

从修史机构、史学家和史学成就等方面对宋明两朝史学进行比较,论证中国封建史学宋盛明衰。     

浅论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

唯物史观是一般形态的历史哲学,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的历史哲学,它们相伴而生,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有指导作用,剩余价值理论又证明了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又从各自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