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一次民间文学的普查、申报与保护

2005年6月起在全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民间文学"自有其独特性:一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普查,这次可称为"跟踪调查"或"重复调查";二是民间文学普查不限于数据收集,而是要采集记录流传在口头上的作品,寻找和发现重要的传承人.在这两点上,民间文学与其他的类别相异.调查要遵守唯物史观和"全面性、代表性和真实性"的原则和参与观察法.与其他"非遗"类相比,民间文学名录的申报工作相对滞后,其原因既有工作的协调问题,也有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和理念问题.     

忧患意识与史学思想

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盛衰的辩证认识,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见盛观衰的历史思维、居安思危的观念和借鉴历史的知几察来的思考,都是忧患意识的重要体现.在新世纪,忧患意识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同时,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两点本质区别

(一)理论基础不同: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其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论等.     

《编年史》与塔西佗的史学思想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也是最出名的一部历史著作,是他史学思想和文笔最成熟时期的作品。《编年史》集中反映了塔西佗反对暴政和歌颂共和两方面的史学思想。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塔西佗对所看到的现象,不能从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方面加以分析,因此难免有些缺陷。但这并未影响《编年史》突出的史学价值。     

关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对卜宪群被指责抄袭一事处理结果的意见

2004年6月中旬,史学批评网、天涯网、往复论坛、学术批评网、新语丝等网站先后刊发或转载了署名史言所撰写的《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抄袭问题举隅》一文,指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卜宪群先生有抄袭之嫌,学界为之哗然。文章在网上网下引发了激烈讨论。7月初,文中指出的被抄袭的论著作者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发表声明,做出了回应。“不得抄袭”,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应秉持的底线。抄袭,是对学者最为严厉的指控,会直接影响其学术生命。因此,对这样的指控,学术界不能等闲视之,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生命》杂志作者群体围绕着中国社会结构进行过一场讨论,可以视之为其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导。这次讨论最大的特点,是关注中国社会及其社会史的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所用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问题时,《新生命》杂志是一份既非反对唯物史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刊物。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