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晋超群：叶昌炽藏书研究成就与影响

叶昌炽为近代政坛上颇有影响的政客、史官,更是著名学者.在巨变的时代,他目睹国势衰颓,治学理路不自觉地走向“由旧趣新”的路数,在方志学、金石学、目录学、敦煌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撰写的《藏书纪事诗》一书,开创了近代藏书研究的先声.该书搜扬潜逸,为历史上众多私人藏书家立传.他别出心裁,一改传统的传记体书写模式,采用诗注结合的方式,创造出“纪事诗藏书家传”这一新颖文体,将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叶昌炽藏书学研究影响深远,在引领近代以来藏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还带动了“纪事诗藏书家传”的各种后续之作层出不穷,成为学术史上一枝奇葩.     

往昔的失落和拾取——《朝花夕拾》的回忆功能阐释

《朝花夕拾》是鲁迅以回忆形式写成的自传式散文集,由十篇回忆散文结集而成,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感性生命丰富多彩的鲁迅形象。文本清新的笔致,温情的抒写都流露出作者真挚的感情,以及他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     

用符号学推进诗歌研究:从钱钟书理论出发

符号学不仅是当前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而且也是当今诗歌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是在中国国内,很少有学者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有一个例外:钱钟书先生多次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时应用符号学的观念,可惜的是至今这笔宝贵财富没有人加以阐释和发展.介绍罗曼·雅克布森、罗兰·巴尔特、R.P.布拉克墨尔、迈克尔·里法台尔等人的符号学诗歌研究,并将国外的研究与钱钟书的观念作对照,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例子,说明这些原理的普适性.     

历尽艰辛终成金

正叶剑英元帅的《攻关》一诗写道:"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用此诗来形容刘少俊晚年攻坚克难学习诗词,非常贴切。刘少俊是江西省吉安县万福镇人,自幼家庭贫穷,念完小学就辍学了。为生计所迫,他开过拖拉机、种过田、修过铁路、习过武、行过医。坎坷的人生,练就了他坚毅的性格。进入晚年后,刘少俊对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文化水平低,自学的话难度很大,又没有老师教,他很郁闷。     

北京胡同里一位抗战老人的诗书人生

北京的琉璃厂是全国有名的古文化街,在古街路东著名的＂史善朋琴社＂后面的前孙园胡同里曾居住过一名经历过抗战的老人,他叫李芳。我第一次见老人,觉得挺可怕,两只眼睛有一只已深陷下去,后来才知道已失明了,有时戴着一个独眼罩,脸上还有一大道深深的伤疤,斜贯整个面部。     

唐代送别诗的意象组合

唐代送别诗中的意象组合极具特色,诗人巧妙利用送别时的地点、行人所往之地以及沿途的文化特色形成的空间地点意象组合,造成了峰断云连、辞断意属的审美意境;借用明显的时令节侯、景物气象等特点组合的意象,则增添了送别诗意象的斑斓色彩和艺术感染力。     

道咸年间京师诗坛对山谷诗的接受

山谷诗在清道、咸年间的京师诗坛受到普遍推崇。师友间的辗转传授和相互影响推动了其广泛传播,而程恩泽和梅曾亮的作用尤为突出。诗人群体虽有宗宋与宗唐之分,但对山谷其人其诗均有赞誉。他们深契于黄庭坚挺立"不俗"的道德人格和潇洒物外的风神,并本于不同的诗学立场论列其诗作的艺术特征和渊源,进而肯定他在诗史中的地位,对山谷的诗学批评与创作也有引申和借鉴。这一现象既是乾嘉以来诗坛推举山谷之风气的延续,亦不乏现实针对性,即纠正性灵诗风;向后则开同光体之先声,成为诗学风气转变的重要表征。     

论清代蒙古族作家松筠的咏藏诗

作为清代治边名臣的松筠,他的咏藏诗可以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独特的风格。作品对其治边经历和藏区历史、风情文化进行了真实的描述,成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作为政治家的松筠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也表达了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治边思想。在这种治边思想的指引下,他在西藏的治边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西藏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安定繁荣的局面,这正是民族文化交流之花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