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私交与对金态度——胡铨、周必大的乡邦唱和

胡铨与周必大是南宋时期江西籍著名的士大夫,二人皆是吉州庐陵人氏,胡铨为周必大的乡邦长辈。胡、周之间过往密切,周必大的文集保存有大量与胡铨及胡氏家族在乡邦之中唱和的诗作,这些诗作反映了江西诗学的趣味、私人的交谊,还涉及对金和战的政治态度,展现出周必大在乡邦生活中追随胡铨诗学取向、与之保持亲切交谊以及回避彼此政见分歧的姿态。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中俄划界途中严金清与易寿崧唱和诗论

光绪九年（1883），西域诗人严金清和易寿崧参与了新疆南界的勘分事宜，一路同行，结成文缘。今见二人诗集中多有当时与后来补作的唱和诗，严金清和易寿崧相互和诗，各有千秋，因思想境界不同，高下立判。     

诗心莹夜月文藻溢江流--顾毓琇诗词三题

顾毓是当代诗坛的一位大家 ,他的诗词风格温雅、和婉、清丽、俊逸 ,刚柔兼济。在诗论上提倡重、大、拙的审美取向 ,并在自己的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极善唱和之作 ,与古人的唱和成为其诗词的一大特色。通过与古人唱和 ,达到了向古代名作学习、感发个人情志和表达丰富复杂难以言述情怀的多种目标。     

弄斧敢于到“班门”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班门弄斧”，班，即鲁班（一作鲁般，《墨子》作鲁盤），相传乃春秋末战国初鲁国的巧匠公输般。因为他木工的技艺十分巧妙高超，所以人们一直以“班门弄斧”来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自不量力。多用作贬义，如唐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郢，指郢人；楚国郢都的巧匠。强颜，犹厚颜，不知羞耻意。有时用“班门弄斧”亦带有自谦意，如宋欧阳修《与梅圣俞书》曰：“昨在真定，有诗七八首，今录去，班门弄斧，可笑可笑。”     

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苏门”晚期交游考述

“苏门”交游晚期,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十分稀见,代之而起的主要是隔绝环境里的独自追忆,但此时仍有几次重要的群体性唱和活动。这些群体唱和大多不具备互动关系,而带有追和的性质,从交往的层次来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群体思想与情感基础上的潜在交往或神交,是“苏门”群体内聚力的外在表现,也是“苏门”后期存在的显著标志。     

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

宋代南渡时期唱和词在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兴盛起来,被词人们广泛运用于交际应酬,充分发挥了表达友情、交流思想、切磋词艺、逞才角技、交游娱乐、宴饮酬赠等重要功用;它向世人昭示:词亦"可以群".南渡唱和词风的盛行,发扬了"诗可以群"的创作传统,增强了词人的群体意识,深化了"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推动了词体文学的更大发展,促进了南宋词创作的高度繁荣,其价值意义不容低估.     

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兼谈结社、集会、唱和三者之关系

以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为中心的"红桥修禊""冶春唱和"以及"冶春诗社",是清代诗歌中的重要现象,屡见当时与后来的人们叙及,影响十分深远。但关于这些现象本身,特别是它们的性质,常有错误或混淆不清的叙述和认识,容易给世人造成误导(包括笔者)。因此,从诗人结社、集会、唱和的关系角度对它们进行考察,同时订正有关错误,或可有助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

刘禹锡晚居洛阳时期的唱和对象中包括牛僧孺,这是两个有着难以化解的宿怨的"诗友"。他们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的唱和诗就难免飘逸出不和谐的音符而别具韵味了。他们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与政治代码及性格基因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宋诗新质与欧梅唱和

宋代相沿成习的优游唱和之风为宋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唱和诗示才过人、追慕仿效的心理动机和唱和双方互动的运行机制是宋诗新变的重要内驱力;欧梅唱和正值诗歌变革的关键时期,迎合了当时诗坛普遍要求革弊创新的社会心理,二人唱和中超越常规的新奇因素便很快得到诗坛认可,成为宋诗新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