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通量风险的PPP交通项目再融资产品设计

交通PPP项目的投资大、风险高。政府作为发起方,需要为项目提供担保以吸引社会资本方的参与,但过度依赖政府担保意味着：一旦发生数额较大的债务违约将会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有必要谋求适宜的市场化融资渠道。为了协调PPP项目相关者的利益,本文在项目收益债的基础上嵌入了与项目未来收益挂钩的或有条款,并运用结构化方法中的Merton模型在风险中性情景下对融资产品进行了定价。最后,以某PPP交通项目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融资产品设计,计算了相应的产品价格和风险价差,并对某些关键条款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该产品能够在有效减轻政府担保的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     

网络"树洞":一种古老传播形式的媒介化重生

不同于传统“树洞”,网络“树洞”是一种中介化的准人际传播。不过,它仍旧是在个体自我言说之欲望与秘密泄露之担忧的矛盾心理下产生的。由于媒介平台的介入,网络“树洞”实现了传受双方的联结,并且在平台商业属性的影响下,其传播内容呈现出议题类型化与表达故事化的特征。事实上,网络“树洞”在作为非正式的社会安全阀的同时,也成了社会风险的潜在孵化地。进而观之,如何让网络“树洞”中呈现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如何让网络“树洞”中由相似经历而引发的情感共鸣不至于带来群体极化,如何让网络“树洞”中的互动交流不会滑向窥私狂欢,显然是当下我们亟须解决的难题。     

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与公司集团立法研究

《公司法》第16条引发越权担保合同效力之争,本质是关联交易的效力判断之争。《公司法修订草案》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规定,应置于《公司法》总则之中或独立成章;违背安全港程序的关联交易可以经法院撤销而归于无效,但最终应以交易公平性作为终极裁判标准。公司集团利用内部关联交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但另一方面可能损害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公司法》修订应遵循堵疏结合的立法思路,对关联交易和公司集团进行系统化规范:“堵”即是建立防火墙,防止关联交易损害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疏”即是承认公司集团行使统一管理权的合法性,鼓励公司集团做大做强,并建立公司集团内部的公平补偿机制。     

论商事职务代理的代理权来源

对于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学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司法实践也因此而裁判不一。仅依据“代理权分离于其基础法律关系”这一既有理论,尚不能为商事职务代理权的来源提供最终答案。在商事组织法思维的介入下,结合职务代理的独立发展轨迹及其背后逻辑,可以得出“职务代理权的本源实为规范授权”这一结论。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规范授予职务代理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法定代表人制度便是典型例证。借助于商事习惯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民法典》第170条可以在解释论上获得实现差异化授予职务代理权权限的立法效果。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信贷分析

引入担保机构变量,建立担保银行信贷配给模型,分析担保机构、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担保机构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面临着企业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的风险规避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引入担保机构加大了对企业的资格审核,但是银行面临的风险却转嫁给了担保机构;从理论上说明贷款企业是在一定条件下才采用混同均衡;担保机构只要设立合适的契约组合,可以使企业自我显示风险类型,规避风险.尽管引入担保机构缓和了银行的信用配给,但由于担保壁垒的存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建议推动银保合作及推行社会化的担保机构,共同分担风险,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土地收益权质押：一个虚幻的担保

为缓解融资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农村金融的新模式,吉林省开展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指在不改变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财产,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的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融资”与“避免失地”的双重优势。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吉林模式中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名不副实,其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与担保,存在诸多的法律弊端。而由于土地与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在“自动产生收益”这一属性上存在区别,所以无法通过借鉴“公路收费权质押”的制度经验来构建土地收益权质押。此外,利用土地未来的经营收益质押贷款的思路也不可行,理由是：经营收益由土地价值与劳动价值共同构成,而劳动价值无法登记,从而不具有优先效力;而且这种方式使得清偿能力取决于债务人自身,不符合特别担保之属性。在尚未放活经营权之前,以土地承租权担保贷款的构想较为可行,但须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     

论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

根据“一带一路”商事纠纷的显著特征,其解纷机制应满足形式灵活多元、合意性较强、跨国执行便利、专业水平高等需求。仲调结合作为一种复合型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商事仲裁、商事调解相比所具有的优势更能满足以上需求。目前,仲调结合主要存在“先调解后仲裁”与“先仲裁后调解”两种实践模式。为了优化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应丰富仲调结合形式与设置具体操作规则,加强仲调结合组织建设与解纷人才培育,充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以克服程序质疑,健全错误仲调结合结果的救济机制,订立多边条约与承认互惠关系以优化跨国执行等。     

我国让与担保纠纷司法裁判规则之思考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一直饱受争议。通过对让与担保案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可知,法官在处理让与担保纠纷时对于其效力的认定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而其背后均有着不同法律逻辑进路。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物权法体系仍然将让与担保排除在典型的担保物权之外,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经典的担保方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坚持物权法应当明确将让与担保作为一种典型担保规定下来,还是认为让与担保可以受习惯法调整,落实到司法裁判中,均应正视这一担保方式在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当务之急是从规范让与担保的公示方式与清算方式的角度出发,为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确立统一的裁判规则。     

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债券增信能帮助企业以更好的条件发行债券,因而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通过对2007-2015年上市债券的研究发现：债券增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不同的增信方式（第三方保证、抵押和质押）其影响存在差异,其中,以采用抵押担保的增信方式效果为最佳;并且,债券增信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果在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明显,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