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框架下股权让与担保的解释论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逐渐确认了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法学界也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但大多不是立足于公司法的组织法属性而展开,《公司法》框架下的法律适用方案明显不足。因此,充分认知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功能与股权转让功能,可对股权让与担保中未被司法解释涵盖的交易形式提供《公司法》框架下的解释论。股权让与担保往往具有结构性融资交易行为属性,因而和一般让与担保具有根本区别。在我国,不能将《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确定股权让与担保法律后果的唯一依据,而应立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实际交易结构,区分不同情况,在《公司法》框架下对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资格作具体认定。此外,反思《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规定的股权让与担保中股东出资违约责任的裁判规则,可在《公司法》的组织法框架下,合理确定外部关系的处理规则。     

“小额贷”撬动的“美丽事业”--吉林省通榆县返乡农民工胡凤丽创业纪实

吉林省通榆县的“会军花卉生产销售基地”是一个由通榆县就业服务局大力支持、依托小额担保贷款逐步发展壮大的企业,更是胡凤丽夫妇用心血浇红的企业。说起胡凤丽,凡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称赞的,都说她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强人。屈指算来,胡凤丽和丈夫走过了十七年创业的风雨历程。     

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为创业者“贷”来幸福生活

创业路上,很多创业者都会遇到同一个难以跨越的难题,那就是资金问题。不论是启动资金、流动资金还是扩大发展资金,都化为了一个个枷锁,牢牢捆住了创业者们的手脚。如何解决资金问题？除了向亲朋好友借款,贷款也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很多人面对贷款都会“望而却步”,因为提及贷款,大家普遍会想到高额的利息、繁琐的手续以及从此如影随形的“亚历山大”的生活。可吉林省的很多创业者们,却轻轻松松地“贷”来了幸福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运营滞后与信用担保互换下的项目投资决策模型

在项目投资面临运营滞后以及债务融资约束的情形下,基于实物期权框架构建了企业家签订信用担保互换契约的两阶段投资决策模型。运用动态规划以及均衡定价方法,给出了企业家股权及期权价值的显示表达,得到了两个阶段担保成本满足的代数方程,并进一步分析了运营滞后和信用担保下企业家的最优投资决策问题。数值结果表明：外部运营时滞会提高杠杆率,导致企业家提前投资,同时会提高企业家第一阶段债务融资的担保成本,但会降低第二阶段债务融资的担保成本;随第一阶段投资额度逐渐增大,企业家的最优投资水平呈U型变化,第一阶段债务融资时的担保成本单调递减,而第二段债务融资时的担保成本呈现倒U型;企业家两个阶段的融资缺口对项目最优投资水平、最优破产水平以及担保成本有显著影响。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关于代位权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

代位权是合同法中的一项新制度。该项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法律对债权的保障机制更加完备,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更加充分和全面。但由于立法上的简略和代位权制度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该项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导致了司法的不统一,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极为不利。本文在比较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代位权制度在应用中的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仅在于抛砖引玉,亦想因此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代位权制度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以利该项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     

我国给付行政中的行政契约运用研究——基于德国、法国行政契约的经验借鉴

行政契约通过进入程序法的方式间接获得法律认可。国家治理角色的变化、人民主体地位的崛起、行政契约理论的更新及执法理念的进步,使得行政契约在给付行政中日渐兴起。我国行政契约类型化应以公共服务理念为核心,可合理借鉴德国、法国的做法。此外,行政主体在给付行政中适用行政契约时,还需考虑与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关系,以更好地应对行政任务复杂化的趋势。     

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因应路径

针对实践中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9）第24条采取转介强制执行方法予以回应。由于此种方法对行政协议的解读过于单一化,未考虑行政协议的复杂性,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立足于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通过比较行政协议中两大基本变量——行政权力因素与合意因素的权重大小,对不同权重下的行政协议进行类型化研究,将行政协议分为替代性行政协议与合作性行政协议两大基本类型。基于这两类行政协议的法律属性与制度功能的不同定位,对替代性行政协议适用程序回流、合作性行政协议采取法院非诉执行,从而构建起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行政协议执行制度,以解决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义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