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基于与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

传统文化是造就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越文化熏陶下的越商,具有冒险、创新,勤俭、敬业,诚信、合作以及家庭、企业相伴等企业家精神特质。把越商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发现创新、勤俭、诚信等是促使晋商、徽商兴旺的重要原因;而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官商结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等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精神性原因。     

“城市”考释——中国古代的商业与城市化进程

“城”最初是人类修建的环卫聚居处的防御性建筑,最初的功能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最初的功能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它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期的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而“市”虽然出现较早,但它的完善与发展与“城”息息相关。而“市”对“城”从一种必要的补充进而到相互促进和发展。如今,人们认识到我国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其中农业尤为重要,甚至取决于农业的发展。     

营业转让的法律规则需求

营业转让作为一种将具有一定营业目的、有组织的机能性财产全部或者重要部分进行有偿转让的商事活动,已在我国商事实践中广泛进行,并越来越为商事主体所青睐。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为了进行组织体重构、经营规模再造或者营业活动更新,可以通过受让他人具有营运价值的营业财产及相关营业活动,快速实现自身扩张、良性循环、获取盈利之营业目的。     

新书推介

《非常三国——1800年经典商话》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大16K版本,计20万字,定价为26.00元/册,由青年学者、策划营销专家童伟宏完     

建立新的商主体制度探析

在我国的商主体制度中,一般均将企业与商主体的概念相等同,这在对企业进行整体性处分的制度设计时就存在理论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因而,借鉴澳门地区的立法经验,将法律中的企业法人概念从企业的概念中分离出来,将商主体（或称商业企业主）定位为自然人和法人（包括企业法人）,将其他企业类型定位在商客体的意义上,建立商业企业主开办企业的制度,有利于企业处分的制度设计。     

从“佛商”来看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整合——韦伯命题再批判

韦伯认为中国佛教文化思想的内涵及其衍生的行为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而近年来我国“佛商”群体的兴起,体现了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整合,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对韦伯命题造成极大的挑战。佛教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现阶段发生整合有其特殊的原因,本文就深入分析二者发生整合的原因、条件和可能性。     

明清"淮商"名与实不对称探究

淮域本土商人渊源博大,而"淮商"之名却始自明代中叶,脱胎于两淮盐商."淮商"之实,应指所有淮域在籍商人."淮商"的名与实不对称,既与两淮盐业的特殊性有关,也与淮域的区域特质有关,滋补着外来的徽商、晋商、陕商,反而自身成就不出当时的商帮,值得反思.     

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

爵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典型器物。迄今为止 ,它既是人们所习知的 ,又是人们所未知的。这种“习知”来源于爵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而“不知”则来源于人们对爵的基本特征及用途的模糊认识。就其历史功用而言 ,爵既非日常之“饮酒器”、“滤酒器”,亦非单纯之“鬯酒器”、“煮酒器”,而是“浇酒敬神”的专用祭祀礼器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兼有“温煮鬯酒”的功能 )。而从器形特征上看 ,在商代酒器的基本组合 (爵、觚、 )中 ,爵、二器均作明显的“象雀之形”,应为商代人图腾之象征。商人以带有图腾造型的青铜重器——爵、等来祭祖敬神 ,并使之成为祭祀礼器之经典组合 ;这一状况的产生 ,并非偶然所致 ,而是商人图腾观念之于物质文化上的绝好反映。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道德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王朝的更迭、社会的变迁 ,传统的四民观发生深刻的变化 ,士人商人化趋势加大 ,从而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到商业经营中 ,形成了商人阶层的伦理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突出表现于勤俭、诚与不欺、自重敬业、德与名等方面 ,成为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对今天仍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