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基本思路探讨

本文认为商鞅变法的基本思路是剥夺──平等──不平等，文中对此做了分析和述评。     

法家利民学说的政治学评析--以商鞅、韩非思想为中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是社会进化论者,他们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社会是以实力为原则的,实力就藏在民众中,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开掘.在商韩看来,追名逐利是民众的本性,统治的诀窍就是"利而用之",商韩的耕战学说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主旨.从商韩"利民"学说的政治实践看,"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商韩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给"民"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而在于利用这种统治手法实现对民众更进一步的控制和驱使,所以其政治学说最终走上了与"民"对立的结局.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义辨

对商鞅变法时规定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意义,史学界若干论著的解释既不符合商鞅变法时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户籍管理水平,也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赋役制度以及秦人的家庭结构、规模和对父权的维护等史实。商鞅这一法令旨在在国家授田制的基础上或者是增加户赋和田赋的收入,或者是增加服役人手,在一定程度上,有促使秦民分家而刺激土地开垦的作用,但并不强迫分家。     

《商君书》文学观念探微

《商君书》体现的文学观念代表了商鞅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商鞅的文学观念是在批判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包括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否定，对以儒家文化典籍为范本的文学传播活动和文学接受活动的否定。它忽视了儒家文化对社会伦理和人文道德精神的塑造作用，具有其片面性。然而它客观上促使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政治分离，向抒情和娱乐等其他方向寻求发展。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秦朝文化专制制度的历史渊源

秦朝文化专制制度与其说是出于韩非和李斯的操作,不如说是来自于《商君书》和秦国固有文化模式的影响。商鞅法治思想和由其门人弟子编撰的《商君书》以及秦文化不仅使秦国走向富强和统一,也成为秦朝和后世封建君主在思想领域内实现专制的理论依据,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共识的"利益效应"——以先秦法家商、韩思想为例

所谓"共识",即指两端或多方在某些见解上达成的一致认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利益共识"、"教化共识"、"达道共识",分别为先秦法家、先秦儒家、先秦道家所倡导,笔者根据其不同的范围与价值,将其再划分为"初级共识"、 "中级共识"和"高级共识".为实现秦国由弱变强的理想,先秦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提出了系列主张,其中,针对趋利避害的人性所提出的"以刑去刑"的重法思想和"利出一孔"的理论,为秦始皇成功统一中国,创造出双赢、多赢的"利益效应".     

法治社会的建构--论商鞅的社会理想

商鞅的社会理想分为两个特点不同、具有递进关系的层次理想的法治社会与大治无为的社会.其社会理想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表现为其社会理想具有合理性;理想的设计完整、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手段具体、步骤衔接紧凑,使之易于在实践中推行;社会理想的初级阶段的超前性适当;社会理想实现过程的可控性强.同时,其社会理想又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存在着"无刑"目标与"重刑"手段之间的矛盾.     

和坤也做正当生意

视剧中的和坤是清朝第一大贪官,贪腐、受贿、勒索百官。但如果你就此认为和坤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便大错特错了。殊不知,贪官和坤还是清朝有名的大商人,对,就是商鞅变法以来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和坤不仅做了最让人瞧不起的商人,还大张旗鼓,用现在的话说叫涉足各行业。     

效能建设力促合肥发展

大发展,大建设,需要大环境作保障。为转变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提高行政效率,打造高效政府,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合肥于2006以"商鞅变法"的精神,壮士断腕的勇气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效能风暴。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