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财政税收政策改革与国企发展的相互作用

为促进国有企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文章着重探讨财政税收政策改革与国企发展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国企和政府部门角度提出几点改进建议,旨在进一步借助财政税收政策推动企业发展,助力国家经济建设。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财务绩效的关系综述——基于绿色治理的视角

绿色发展是现今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议题,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治理。企业作为绿色治理的主体,其环境信息的披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受到不同因素的驱动,不同情况下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两者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框架,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建议。     

社交电商模式创新机制研究

社交电商是有别于传统电子商务模式的一种新衍生模式,是通过社交互动辅助商品购买和销售行为的模式,随着“互联网+”朝向更加深入的领域发展,传统的电商红利逐步消失,优质流量朝向大型电商平台集中,社交电商应运而生。通过社交网络平台或电商平台的社交功能,将关注、分享、讨论、沟通、互动等社交化元素与电子商务相结合,使得购买服务更加贴心、购买行为更为理性。本文通过分析社交电商商业模式含义及特征,通过了解社交电商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找到社交电商模式目前发展的不成熟之处,最终依托于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分析,解决社交电商模式发展的几大问题,突破社交电商、消费者与平台三者之间的信任危机,消除乱象,优化社交电商线上线下服务,从而最终达成商家和用户之间的彼此信任,为今后的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70年历史进程与经验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大体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建立村委会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基层民主,后来废除了存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制度。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70多年历史进程也为我们日后的乡村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公众及其责任探析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要求。公众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在治理中承担着参与的责任。公众的责任是外在责任和内在责任的统一。“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何责”阐明了公众的外在责任,即作为建言献策者、协商者、监督者承担着利益表达、参与协商、监督反馈的积极责任;“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如何尽责”指明了公众的内在责任,即有责并不一定尽责,尽责需要保持理性,依靠自身能动性以及道德自律。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胜,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企业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又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提升其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更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因此,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贫困治理,为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基层干部互动与减贫绩效——来自“吕梁-太行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案例证据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了代理社会利益的本土干部和代理国家意志的派驻干部之间的深度互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本土村干部与外来派驻干部本身存在差异化的妥协空间函数。在政策强度一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基层干部之间的行为互动组合就会表现为差异性的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协商逻辑下的“合作”、控制逻辑下的“急躁”、俘获逻辑下的“拖延”和变通逻辑下的“摆平”这四种典型的治理形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反映了我国在多维贫困标准下所存在的减贫绩效差异,突出表现为贫困识别和政府补助发放上的偏差。来自田野案例比较和讨论则验证了这两类基层干部在不同政策强度下互动的治理模式以及与后续减贫政策绩效动态演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CPA审计监督治理职能强化

立足于CPA审计的监督治理职能,选取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原则为切入点,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及其披露特征所产生的增量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确保了长期内更为持续可靠的会计信息质量,提升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这一持续性是由应计盈余持续性贡献的。第二,在披露特征检验方面,披露程度越高或者越多事项涉及大额盈余操纵科目,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和应计盈余持续性的提升幅度越明显。第三,关键审计事项在法制环境越良好、注册会计师越具行业专长时,对公司盈余总额持续性和应计盈余持续性的提升效果越明显,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关键审计事项强化CPA审计监督治理职能的作用机制。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