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互动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而对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的关注还不够。基于案例实践研究发现,与单向度治理、双向互动相比,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善治导向,积极统合资源维度、治理维度和改革维度,呈现出新的治理范式。它以集成式治理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协同化治理有效破除基层社会的条块梗阻,以参与式治理充分激发主体活力和动力,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简约高效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变化社会中的治理资源链接、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力量调配,突出以线上线下交互联动,折射出新的治理场域中相关要素的多样化组合与积极互动行为,进而为如何以治理创新推动基层善治提供借鉴。     

社会治理的法治之维——现代法治的理论展开

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的法治类型,"启蒙法治观"并不能囊括众多法治类型的个性。社会治理概念预示着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理念之确立,它的实践维度内在地蕴含了"良法善治"的基本原理。社会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展开的,社会的基础性意味着自主性的优先价值,而社会的自发性则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规范和引导,这是现代法治谋划的基本场域。社会治理的法治意义及方法论价值在于确立了自治在法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它内在地蕴含了一种简约化的法治精神,展现了自主性作为法治基本精神的重要属性。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加以勘察,则社会治理包含了一种关于平衡的法治理念,这同时意味着法治的边界意识。     

公共卫生危机的中国治理：反思、优势和前景

从容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是世界各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公共卫生领域内实现善治是将危机消弭于无形的最理想状态,实现这一状态则须尽凭良法以实现治理的合法性、恰当反应以实现治理的高效性、官民共治以实现治理的责任性、信息公开以实现治理的透明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克服了数次公共卫生危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的坚决配合、中国国力的坚挺支持等制度优势,但也还存在习惯管理而疏于治理、擅长组织而短于科技、偏好严控信息而戒惧公开、智库依附而权威缺失等问题。然而,这并不妨碍中国的治理模式成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世界典范。     

年轻干部“低欲望”心态的本质与规避建议

年轻干部"低欲望"心态是对自身价值追求的一种调整,是争取身份认同、话语权和消极抵抗主流文化的一种方式,是内心困惑和焦虑的外在表现,具有无自信、无理想、无物欲的特征,不利于年轻干部成长。其成因不仅在于思想教育的松懈慵懒消解了理想信念坚守,社会结构的扁平固化妨碍了阶层有序流动,媒体网络的自由开放弱化了责任认领,还在于自我怀疑而丧失明智选择,自我放纵而产生遁世心态,自我"关爱"而失去担当精神。对此,应加强线上线下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年轻干部修养;强化单位人本文化构建,重视人文关怀;创新单位管理机制,优化年轻干部成长环境。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善治视域下我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善治＂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概念之一。善治因其强调透明、责任、回应、法治、有效、合法性等构成要素而被看作是未来公共管理的一种全新模式,对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具有重要作用。而我国公车制度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公车改革的迟滞不前恰恰是由我国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因此,根据善治型政府的要求来对当前的公车制度进行改革是比较可行的路径选择,也势必会促进我国公共治理机制的完善。     

建构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之必然要求。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 ,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部门和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显示 ,我国推进政府问责制之新政已然发轫。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 ,推进政府问责制之重要性和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 ,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治理理论,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产生及其与治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从治理走向善治的选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