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历史演进

个体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断演进,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也由专制社会形态逐步发展为民主、法治社会形态,这些发展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个体自由的发展需求,但较之人类终极目标“个体自由”还有很长的路途.近年来,善治理念的呈现为新世纪个体自由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新境界,为人类终极目标“个体自由”带来了新的曙光.     

高校腐败及其治理状况的调查与研究

高校腐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腐败现象。本项研究建立在对高校干部、高校学生和学生家长三个群体的问卷调查基础之上,分别考察了高校腐败的总体状况、高校腐败的重点领域、岗位和人群、高校腐败的原因、人们对高校腐败的亲身经历及态度,并探讨了遏制高校腐败的可能的举措等问题。研究发现,高校腐败已较为普遍,尽管并不比其他领域更严重。基建工作、评审工作和招生工作已经成为高校腐败最为严重的三大领域。高校腐败与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管理不善有着密切的关系。遏制高校腐败的方向是走向高校善治,具体来说就是在教学科研和教学事务中让教师和学生有更多的参与,高校管理的基本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有更高的透明度,对高校管理有更多的外部监督和审计,在不同类型高校之间有更多更公平的竞争等。     

做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的先行者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社会建设,营造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2013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海埂会堂举办了“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同志和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来自全国的专家、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政部门的领导和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共30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上23位专家学者围绕“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发言,并为云南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建言献策,现从学术的角度,摘编6位专家的发言刊载。     

我国农村腐败现象的发生机理及其规避机制探究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农村地区,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屡禁不止,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失控态势。这既是人性自私动机驱使的结果,也存在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时制度和法制的漏洞也为基层腐化留下了极大的空间。要有效地整治农村基层腐败,需要建立健全预防和惩处腐败体系,把对人性和社会风气的正确引导与民主制度建设、完善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度等有机结合起来,多管齐下,从而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     

去极端化:善治情景下新疆治理困境多维度探析

我国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既由多变的外部情景形塑,也由多样的内部情景形塑。从内部情景来看,我国国家治理首先面对的是各省域单元治理场景的不同,各省域单元实现优良的治理是实现整体性优良国家治理的前提,而要实现整体性的优良国家治理,实现边疆省域的优良治理是关键。有史以来,新疆始终是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领域关注的重要边疆区域。21世纪以来,新疆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既是国家经略东南,稳住西北的核心组成,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全域发展的核心战略区,新疆的省域治理优良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双重布局的效度,因此探讨新疆优良治理之道是一个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课题。现阶段,去极端化是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范畴之一。     

从“失衡”到“怨恨”:转型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民众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化的贫富差距以及固化的社会分层导致边疆民族地区民众的弱势意识和底层情结交织,干群关系对立与不信任情绪蔓延以及群体怨恨心理和极端性心境的共存的失衡性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失衡使得个体性的道德诉冤、媒体性的舆论审判以及群体性的暴力抗争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良好的社会心态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善治的前提和重要推动力量。改善民生、疏通民意、引导舆论、加强法制,培养良好的社会心态,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善治的新的课题。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三社联动”助推实现基层社会“善治”

如何实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的三者联动,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近年来各地都在不断思考、孜孜以求,但又缺乏整体性安排的重大课题。为了把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促进社会组织激发活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功能,浙江省民政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即浙民基135号文件,就“三社联动”提出了一些颇具引领性和实践性的观点、举措。     

论村民自治导向下乡村精英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定模式,致力于让村民通过政治实践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标。由于我国乡村民主化发展程度有限,促使精英治理成为乡村自治过程中的必然。村民自治导向下的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精英治理自身存在不足以及乡村各方面发展程度有限,使得乡村精英在引导村民走自治化道路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对限制了村民自治向更高水平的过渡。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精英治理自身的完善以及带领村民向民主化治理方向迈进是摆脱乡村精英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