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善治:我国新型大学治理变革的重要路向 ——柳友荣《新型大学型态论》论析

《新型大学型态论》所高举的"多元善治"或是未来我国新型大学治理变革的重要路向."多元"显示的是"一与多"的辩证统一以及"有根的多元"的基本立场,凸显了高等教育治理领域多种因素融合发展的创生逻辑;"善治"是治理的理想目标,无论是对外部管理的变革诉求,还是对内部治理的型态重塑,无不寄寓着"善治"的关系愿景."多元善治"意味...     

以善治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升级

善治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升级的关键。只有善治,才能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善治的主体的基础是农民,核心是基层党组织,重点是乡贤,补充是社会组织。注意的问题:预防乡村精英谋私利;治理的公开和透明。善治需要多种手段综合应用。     

"幸福村落"建设:乡村振兴视域下治理体系创新的秭归实践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在乡村社会特征已发生变化的现实基础下,现行乡村治理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当下乡村治理困境,因此亟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以期形成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需要,湖北省秭归县实施"幸福村落"建设,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在"幸福村落"建设的实践中,共识导向、参与、责任性、透明性与法治五个善治的基本要素得到突出体现,构成"幸福村落"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而五个善治要素得以实现与治理单元下沉、自治形式创新密不可分。"幸福村落"建设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协同善治视阈下湛江社会组织体制机制创新探索

本文基于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湛江社会组织已进入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整体来看,总量严重不足,起步较晚,发育程度不高。目前湛江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独立自治困境、内部治理困境、资金不足困境和人才匮乏困境等四大困境,应从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建设、加强专职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融资方式等四大方面来释放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作用,创建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三维驱动、协同善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基层走向善治,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其中,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应通过调适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调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同村级政权组织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理顺农村基层治理三大主体关系;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应通过加强党组织领导的“四个民主”建设,落实农民的“四项权利”;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应以农民为本位,以建设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为载体,通过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利益需求.     

从“五个治”看西藏社会管理改革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持久而艰巨的任务.而善治是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社会管理中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综合治理和长治久安则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措施.依据西藏实际,实行“五个治”,即善治、法治、自治、综治、长治是西藏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

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具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其突出表现是以行政权力为本位,以单方性、命令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基本特征,其弊端是不言而喻的。从法治视野审视,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就是要推动行政管理方式从"管制型"、"人治型"、"单一化"向"服务型"、"法治型"、"多元化"转变,压缩传统行政管理方式的适用空间,输入正当程序精神,积极采用弹性、柔和的行政方式,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努力满足公众多样化的个性需求与价值期待,推进行政法治与行政善治。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从国家防范到巩固现代性——通过腐败现象的谱系分析玻利维亚政治活动的转型（1982—1999）

迄今为止,大多数涉及玻利维亚腐败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聚焦于腐败对政治的有害影响,或者聚焦于前现代的政治行为和腐败行径间的假定性联系。第一种方法对应于“善治”的不同潮流,试图剖析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二种方法,与“现代化”的各种潮流结合在一起,以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诸类型为基础。通过诠释这一德国社会学家的著作,该方法声称,这是一种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没有任何界限的传统、祖传实践向建立现代国家的理性、法定实践的转变。     

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笔谈)

面对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持续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治理理论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理论和运作上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