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人物悲剧性探源

反面人物可以成为悲剧人物 ,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 ,是反面人物本身的“善”和“抗争精神”等正面价值因素的凸显 ,为观众同情和惋惜感起了桥梁、铺垫和蓄势作用 ;另一方面 ,是观众对自身的“恶”给予了“正当化”评价 ,从而对反面人物之“恶”给予了同情性理解和接受 ,进而对其遭遇厄运深感同情、怜悯和惋惜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对《周易》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体认

《周易》的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直观思维、意象思维、象数思维、概念思维、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在整体性思维、动态性思维、认识本质的界定、认识的目的等方面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两者在“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境界与层次方面、在动态性思维的观念方面、在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观念方面、在反映的形式与方式方面等等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会通融合”的基础。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审美生态视域中美本质的再考察

在美学史上,无论是研究美本身还是审美关系、审美经验,美的涵义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结。本文运用分析美学追求概念涵义清晰性的精神,运用审美生态学的理论,对"美的本质"这一美学史上千古难题做出再思考,认为美是人心中高悬的一杆标尺,是最高的理想,用以衡量万事万物的好与坏,不一样的标尺就有不一样的美本质观。在人类的审美历史上,经历了从客体化的天态审美场到主体化的人态审美场再到天人整生的生态审美场的范式转换,关于美的标尺的观念或美本质的观念也就出现了形式美观、真美观、善美观与生态整体价值美观,而生态整体价值美观则能将一切关于美本质的纷争包容其中。     

“亲亲相隐”孰之权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一项义务,其对应的是被容隐的权利,当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拒绝作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对应的是国家不得强迫公民来证明其亲属有罪的义务,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亲亲相隐不能适用于当代法律制度。     

孟子性善论思想探要

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孟子的“性善”之“性”,是指人之为人的特性──人内在具有的能动主体性;孟子性善论具有内在连续的两个层面：向善表明人的本体自觉,为善表明人的工夫自觉;孟子性善论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论社会生态平衡及启示

社会生态平衡是指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确定、社会管理机构的设置、社会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社会管理系统运行的机制和方式等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它具有相对性、综合性、宏观性、暂时性等特征.依据社会生态平衡原理,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我国的社会环境;其次,必须明确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最后,必须始终坚持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性质和不可动摇的原则.     

论公司董事义务的完善

随着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如何抑制董事权利、强化董事义务,以防止董事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已成为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我国<公司法>对董事义务作了一些规定,但规定得较为原则和粗糙,在实际操作中也反映出不少问题.我们应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的规定.     

经义考辨五篇

考辨了儒家的“逝者如斯夫”、“天下归仁”、“可欲之谓善”、“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之“格”五句经典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