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意志自由对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共构

阿奎那认为,自由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善之完成（道德实践）同时仰赖理智与意志两者的相互配合,而人的行动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端赖自由意志的促动。追求伦理之善即追求人性的成全与自足。意志自由因包含“对已之爱”指向现世人生,又以终极之善为最终的超越指向,并遵循自然法或本性之律之规定,由此而在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间构架起通桥。     

和谐社会之真、善、美探论

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其理论角度应为:和谐社会之真—社会的必然性与和谐的应然性结合;和谐社会之善—传统文化脉搏与时代精神的共鸣;和谐社会之美—个体审美实践与社会运行模式的契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和谐社会与真善美互为条件和目标。     

应得与应为:分配正义的理论限度

应得是当代正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当每一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对其他所有人说"这是我的应得"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理由对他说"这不是你的应得"时,以应得为原则的分配就是一种正义的分配。应得观念有两大合法性条件,即机会平等条件与分配平等条件。现实分配不能满足这两大条件,导致应得观念失去了合法性。为了恢复应得观念的合法性,罗尔斯与基本需求理论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应为观念,试图通过用应为限制应得,来让人们在剥削的前提下合法地对其所得主张应得。这些努力的贡献在于,它们确立了,只有当你的所为属于应为时你的所得才属于应得。但同时,它们也使剥削的现象得到了合法化。     

明清拟话本小说中命相故事的理学观照

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明清拟话本小说中有很多命相故事具有丰富的理学意蕴.这些命相故事肯定命定论,但更肯定并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命相叙事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揭示命相与心相的关系,肯定心相的作用,艺术地表现了小说家对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思考以及对“致良知”的探究,是对理学的形象诠释.     

关于正义的元伦理学解读

从元伦理学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正义是指社会制度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对于人们的可接受性:当一个人认为某种社会制度能够确保他意欲的基本善、防止他讨厌的基本恶时,他就会认为这种制度是正义的、可以接受,反之则是不正义的、无法允许。因此,正义既不像后果论所说的那样在于达成总量更大的善,也不像道义论所说的那样取决于道义原则的某些与善恶无关的形式规定。     

分封·教化·罢相——再论朱元璋立制之得失

朱元璋最大的失误是他推行分封亲王制度,导致了一连串的祸乱.他敦化教民的努力取得了相当成效,值得重视.朱元璋罢设丞相并非造成明朝无善政的原因,相反,它促使中央执政体系发生重大转变,导致了明朝延续的自秦以来的政治中枢的变化,其后形成的内阁制度影响了中国近六百年.认为朱元璋罢相之举措把专制主义推向了极端,有欠公允.     

从连坐、奖励告奸到亲亲相隐——公务协助义务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确立了举发犯罪的公务协助义务,后为我国封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其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回归,这也给当代立法以启示：在立法确立公民公务协助义务时必须进行伦理预设,使该义务具有伦理性。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     

伦理道德国家：古典政治哲学的追求

古典政治哲学属于一种典型的伦理政治观,在政治建构上,致力于政治的伦理道德性建构,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目的和手段,其政治的理想形式为伦理道德国家。古典政治哲学家把政治的基础归结为道德,把国家存在的目的说成是追求至上的善业。因而古典政治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政治生活的美好问题,关心的是何谓美德、何谓正义、何谓好的政体、何谓好人、何谓好公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