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坤在京遗迹

和砷是乾隆皇帝最宠信的近臣，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掌控乾隆朝的行政、财政、军事和司法大权。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富可敌国。     

魏晋南朝时期都督职位的等级划分与功能分析

都督职位的等级划分是魏晋南朝时期都督管理诸多方式中的一种。曹魏时期仅有都督与监两个等级,督这个等级是在东晋初期才出现的。都督的三级划分,为王朝管理都督的职位等级提供了灵活便利的手段,首先,可以用以区分都督区的等级,其次,可以显示任职者的身份高低,再次,可以用来赏功罚过。对这一时期诸多都督管理方式进行探讨,有助于丰富对都督制的认识,也将为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典型弹劾案探析

清代顺治朝发生了众科道弹劾冯铨等许多典型弹劾案例.透视满洲统治者对这些典型弹劾案的处理,处处凸显其为维护当时政治需要服务的主要目的.正因如此,科道官所发挥的作用无形中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政局中逐渐陷入被动的状态,注定只能俯首听命而难于有所建树.     

第二次朝核危机与中美关系

"9·11"事件后美国采取激进的反恐、反核扩散政策引起朝鲜的强烈的反应,进而诉诸于核威慑边缘政策.朝鲜核危机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严重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中国积极斡旋而促成的"六方会谈"开启了政治解决的进程,这不但标志着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从双边结构的权力政治向多边体制的权利政治的转型,也充分预示了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立方面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朝核危机发展与中美关系前景越来越紧密相联.     

酷能型领导的天路与末路——张敞、李侍尧为官为人评鉴

<正>在我国历代的官僚队伍中,都有一种典型的官僚类型,即酷刻型能臣,他们勇于任事、铁面铁腕、大刀阔斧、无所不用其极,酷而能、能而酷或能而贪、贪而能,功罪难辨,大起大落,从领导角色类型上可以将其概括为酷能型领导。在我国现实的干部队伍中,这种类型的干部仍然较为普遍地存在,不少还成为政治明星,往往引人注目、引官效仿,但也令人侧目、毁誉交集。     

冷战结束后韩国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范式

范式分析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政府对外决策的思维方式。具体到朝鲜半岛,韩朝关系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伴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巨大变迁而跌宕起伏。对韩朝两国来说,实现民族统一是双方努力追求的核心目标。冷战结束后,韩国在韩朝博弈格局中日益发挥着主导作用,韩国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由于执政势力的政治理念差异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塑造了不同的韩朝关系面貌。迄今,没有一种范式能够彻底解决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和平问题和统一问题,也未能从根本上缓和双方的对立与紧张局面。     

两晋南朝太子洗马之“清选”与东宫秘书机构之发育

汉初,太子洗马始行任子制,其地位较庶子、舍人为高。三国两晋间,太子洗马新增“准秘书郎”之职责,成为东宫秘书机构发育的开端。因洗马“典文书”,其选任以“文书才义”为标准。又因掌释奠之事,“才义”实包含“美谈论”的内容。“掌文翰”即为洗马之“清”的具体内涵。宋、齐洗马选任“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洗马一职多为显贵子弟所挤占。梁武帝复以“文书才义”选任,并设立典经局,将东宫秘书机构建制化,并注重其“典文书”职能。源自两汉、发育于魏晋的东宫秘书机构,至萧梁时基本成型。     

论明代嘉靖间的提编与海防

提编是嘉靖三四十年间,经明朝廷同意,由倭患总督主要施行于南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遭受倭患的沿海省份,派向人丁或田地,预征银、力二差,民壮、弓兵、里甲折银,充作海防费用的一种方法和措施。它有助于管窥嘉靖后期明代海防军兵制度与王朝国家财政赋役制度变革的互动,反映了从世军制向募兵制转变的过程中,支撑此种转变的国家财政赋役制度也发生相应的转变,即由实物劳力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转变,两种转变结合互动,促进明代后期海防军兵的编制、领导体制和海防战略的改变。     

试论万历朝救荒专著的特点

明万历时期是明王朝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时期。救荒专著大量涌现体现时代的强烈需求,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表现。专著的作者多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他们从灾荒的角度对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是他们延缓了明王朝的覆亡。救荒专著本身具有目的明确、内容丰富,且救荒措施灵活变通的特点,但也存在逻辑简单的缺陷。历史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加重灾荒的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大量救荒专著勃兴本身似乎也在暗示着一个王朝的衰亡。     

明代嘉靖年间散文的时代风骨

明代嘉靖年间,无论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文派,还是李攀龙、王世贞、宗臣等秦汉文派,都曾相聚在“风骨”的旗帜之下,呈现出“建安风骨推今代”的风貌.严嵩一类奸臣弄权、南倭北寇的侵扰等两大社会悲剧,从相反相成的角度促成嘉靖年间“风骨”散文的两大主题:一是反对权奸乃至“骂皇帝”,二是抗倭御虏.散文创作中具有了新的内涵——融合儒家“节义”、鲜活的时代精神与刚健的文人骨气,其中也有希冀摆脱封建专制思想和复古思潮束缚的个性自由的文学精神,给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打上文艺启蒙思想的时代烙印.因而,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形成与“建安风骨”、“盛唐风骨”等同中有异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