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

在中国经典解释传统中,经典文本与解经者的哲学建构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分割,而又互为紧张的关系。两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首先是哲学史家,他们经由古圣先贤及其经典的召唤,而浸润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回顾性地”为经典作注解,正是他们“展望性的”哲学建构工作的起点。但是,经典文本与解经者之间,又有其紧张性,因为中国哲学家(如本文所研究的朱子)常常抱着他们自己的哲学问题进入经典,以自己的思想叩撞经典作者的心灵,因此,某种“解释的张力”终难以避免。我们可以从孟子学汲取化解两者间张力的方法论灵感:一是尚友古人,与古人对话,进入古人的心魂,这是“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二是进入古人的时空情境,在古人的脉络中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两者交互应用,庶几在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获致动态的平衡。     

语文教学应以阅读为主

应该说，现在的语文教师比之古代的教书先生水平高多了。古代的先生只会摇头晃脑地解说《四书》、《五经》，所使用的工具也不过是笔墨纸砚而已；现在的语文教师所教授的语文知识涉及古今中外，所使用的工具形形色色，包括先进的实物投影仪、多媒体。可是，古代摇头而歌的先生，让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理解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现在的语文教师使尽浑身解数，却使学生昏昏欲睡。学生对文学经典的无知，对“Q版语文”的追捧，对网络文学的痴迷，     

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解读《中庸》人生哲理

《中庸》原来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程颐、程颢）百般褒奖宣扬，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成为《四书》之一。     

胡宏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胡宏在总结北宋理学的基础之上,通过阐释、发挥、利用《中庸》、《孟子》及《易传》等思想资料,提出了其既具超越性又具内在性的性本体理论,并通过对《四书》中有关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提出了其工夫论。在其理学体系的建构中,《四书》思想资料是重要的学术依托。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的三重结构

文本问题是探讨宋明儒学的基源性问题。宋明儒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也是宋明儒者思想言说的文本化过程。文本化的核心是文本的经典化。从语言哲学视域来看,宋明儒学文本结构大概呈现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重性特征。微观层面的文本,主要讨论字、词语等“字”之“义”;中观层面的文本,主要研判篇章结构、经典文本;宏观层面的文本,主要探究诸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在宋明儒学文本经典化过程中,宋明儒者不仅建构了形上的经典统序,使道统、学统有所系属,而且落实了经典诠释背后的治世关切。     

《瓦尔登湖》对《四书》的引用和悖离

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对梭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作品体现出与儒家思想的深度契合。然而有西方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非常有限。要厘清这一问题,就需要进入中英文的具体语境进行考察。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共有十处引用了《四书》,分析《四书》原文和英语引文的内涵和目的,就会发现梭罗毫无例外地抛弃了这些儒家语录原文所携带的儒家思想,而是将其改头换面,用来表达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瓦尔登湖》的英语引文和《四书》原文的涵义和目的经常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中国学者往往将梭罗的英语引文默认为《四书》原文,利用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脑补了很多《瓦尔登湖》中并不存在的思想,与只能凭借英语引文的西方学者相比,其结论必然大相径庭。一旦将《四书》引文置于《瓦尔登湖》的英文语境,就会发现梭罗对中国儒家语录的引用,并非为了表达对儒家文化的亲近或认同,而是为了利用中国《四书》古典、异国的情调来达到点缀、修辞和美文的效果。     

中庸之道与《中庸》学

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典籍中,首先提出“中庸”的是《论语》的《雍也》篇。孔子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是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过”与“不及”两个概念,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这在认识论上是有深度的。孔子中庸思想是用“中”致“和”,寻求稳定。这在政治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中庸思想的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有两个阶段特别重要:一是在战国;一是在两宋。战国阶段,中庸思想主要由思孟学派传承下来;两宋阶段,发展中庸思想的是思想家二程和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