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陆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南宋四书学是宋代理学的主流性学术活动,支持这一主流性学术活动的学派,一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二是宗本陆九渊思想学说的宗陆学派。宗陆学派的学术践行主要是:陆九渊开创心学特色的四书学思想;学派成员自觉建树陆学的承传统绪;陆学师弟子发挥经典原理的学术精神。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     

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据嬗变及其意义--兼论朱子对禅佛思想挑战的回应

典据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儒学典据的变迁可以概见学术思想的更新与变异。在儒学独尊的思想背景下 ,由宗《五经》到宗《四书》的典据变迁 ,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思想逐步精细化、深入化的个中消息。这个变化大体来说是由朱子完成的 ,而朱子所集成的这种转向与禅佛教的濡染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本文据此辩说这一转变及个中缘由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儒家社群主义略论

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思想,其基本观念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具备。但作为一种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却完成于宋代理学,这就是“四书学”理论系统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理论,儒家社群主义除了可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补充起作用之外,它的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东亚,主要是儒家传统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的政治民主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社群主义新一轮的发展前景在于:经过自我批判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实现儒家思想由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化。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四书集注》中的“四声别义”类析——兼论所谓的“词类活用”

本文从“四声”与词义、“四声”与词性两大方面对《四书集注》中的“四声别义”现象进行了分类辨析,得出了“四声别义”是汉语语词一种特殊的派生方式”,这一新观点,并从两个方面对“词类活用”说提出质疑。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四书集注》(全名是《四书章句集注》)是对“四书”的注解,又是朱熹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即又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著述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有人提出过的“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如同西晋时期郭象的《庄子注》,究竟是“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