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从“视域融合”的视角来看朱熹对“四书”的解释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学的基础也是解释学."由于人的历史性,人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历史的中介,文本也有自己的历史"视域".而理解、解释就是经验这两种"视域"的融合,通过"视域"的融合来扬弃两种"视域"的矛盾和差异.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的,而是由处于不同境遇之中的读者和文本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视域"的融合是对原有"视域"特殊性的扬弃,其结果会形成一种新的、更大的"视域",而这种"视域"又会成为更大一轮的理解的出发点.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朱熹对"四书"的解释来证明体现伽达默尔大师的"视域融合"思想.     

《四书》德育思想体系透视

本文从《四书》所确定的德智艺关系之间的“道德教育优先保障论”出发,对《四书》确定的德育基本内容上的“仁义礼智四德论”、德育基本方法上的“人格内外兼修方法论”进行了视觉较为新颖的探索。     

经世向度下的原典回归——以颜元的四书解释为中心

明清之际,学术路向渐由空谈性理的理学转向经世致用的治平之学,儒者们普遍主张回归原初经典,重新释读以探究其中蕴含的经世意旨.经由四书解释,颜元展开了与朱子的对话.在经世致用的解释视域之下,颜元将四书解释的重心由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转移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希图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事物"以体知先王之道,为世人开创一个即"事物"见道的人间世.     

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以其与朱子对《论语》解释的比较为中心

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     

典籍与教科书同构:朱熹纂辑《四书》的理路

朱熹纂辑《四书》,旨在将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学校教科书建设熔于一炉。作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集大成者,朱熹注重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形成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著作。朱熹治《四书》,实现了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为南宋以降元明清三代的士人学子开启了为学进德的基础路径,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读《大学》札记(一)

《大学》是"四书"之一,阐述了儒学原理,在古代是有别于小学基础教育的高层次的"博学"。儒学的基础"三纲八目"是打开儒学大门的钥匙,是儒学的基础,儒学的全部学说都遵循它们而展开。三纲是明明德、亲民(即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纲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