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以其与朱子对《论语》解释的比较为中心

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读《大学》札记(一)

《大学》是"四书"之一,阐述了儒学原理,在古代是有别于小学基础教育的高层次的"博学"。儒学的基础"三纲八目"是打开儒学大门的钥匙,是儒学的基础,儒学的全部学说都遵循它们而展开。三纲是明明德、亲民(即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纲领目标     

《四书》“学习”之义浅说

本文用《尚书》与《四书》互解,以为《四书》凡曰“学而时习之”、“博学于文”、“博学之”等,皆专取“学于古训”之义;至于学与习之关系,比照教之与学、学之与思,可谓有“半事”、“全事”与“后事”形态之不同;惟孔颜而下,即在孔门,降而及于后学,学与习、博文与约礼均衡之格局,似有“习”字渐轻而约只在博中做之趋势。同时,以《说命下》与《论语》影响变化为例,亦论及经典地位之递变,并及《尚书》相关篇章真伪之问题。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

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之最主要的汉语文献,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撰写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四部著作,可合称为“西学治平四书”.这四本书融汇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关于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及希腊哲人关于民选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论说,关于“议部”议政、君主应服从议部的论述,关于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学说,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解决贫富冲突和官民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在税收政策中体现正义原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衡量政体形式是否合乎正义应看其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税收应当得到人民的同意等精彩观点,颇能体现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即和谐”的理论特色.这一切,向明清之际的中国哲人展现了一个既陌生而又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政治哲学慧境.研究“西学治平四书”等文献,既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新的理论创造.     

从《四书说约》看晚明鹿善继的儒学思想

尽合管当下学者研论鹿善继者甚少,但他是晚明“北方王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燕南王学”的开创者,《四书说约》则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考其生平,他是在以“四书”教授诸生的过程中形成其心学化的经学思想,撰述而成《(四书说约》的。而《四书说约》最能体现其儒学思想,并且反映出了他的人格精神。     

“正饶氏之非”还是“一以饶氏为宗”——胡炳文《四书通》与饶鲁关系重探及反思

关于胡炳文《四书通》对饶鲁的态度,历来存在三种看法：《元史》代表的主流看法认为胡炳文作《四书通》意在深正饶氏之非;史伯璿则主张《四书通》“一以饶氏为宗”;而《四书通》凡例则赞饶鲁说于朱子大有发明,仅就其间有不相似者辨其一二。《四书通》引饶鲁说多达500条,居所引朱子后学之首,见出对饶鲁之崇信;所引饶鲁说含25条与朱注相背离者,胡炳文仅挑出10余条加以反驳,体现了正饶鲁之非的一面。此外,《四书通》还放弃少量为陈栎、倪士毅等所引饶鲁说,此又见出胡炳文对饶鲁说引用之谨慎。探究二者关系的意义在于：首先,再次证实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并非四库馆臣所诬枉的朱学门户株守者,而同样继承了朱子求真是之精神;其次,促使重新反思胡炳文之学派归属问题,与其仅据地域、师承而归胡炳文为介轩学,不如就思想而归为双峰学;最后,从侧面反映出饶鲁在宋元朱子学界的巨擘地位,呈现了为人所忽视的宋元江西朱子学对新安朱子学之影响,有助于更全面深入把握宋元朱子学的真实面目及其内在互动演变关系。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

元代四书"科举之学"颇为独特,它在服务科考的同时还具有"研究之学"的特质,《四书疑节》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该书以流行的"经疑"形式,围绕《四书集注》辨异析同,解疑释惑,体现出程序化、重复性、集中性等"经疑"科举的共性。然该书还洋溢着"如老吏断案"、"卞是非如数黒白"的"研究之学"特质,时有对朱子学的创新"越轨"之举,显示了经义与理学、《易》与《四书》、民间学术及个人修身与国家教化的同步,深化了四书学与理学关系,对今人把握科举与学术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意义。     

程朱道统论与儒家经典认同

近代以来,程朱道统论常常被看作虚构的儒家谱系,其传心之说尤其受到诟病。但从汉宋之间的学术转向,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转向来看,程朱道统论有着经典的学理依据,四书学的兴起与道统论的提出有着内在的关联。道统论显示出宋儒向原始儒学复归的价值取向,四书则是这种复归的经典依据。     

论李贽《四书评》的文学化批评倾向

与正统经学家对《四书》的注疏不同,李贽的《四书评》整体上呈现文学化批评的倾向。“去经典”的经典态度意味着李贽从新的角度对儒学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托经抒意的批评旨趣激活了文学批评主体的参与性和创造性,其突出表现为批评者对原创文本的改订。文学化批评的倾向主要体现为:突出批评主体的精神体验;关注行文(叙事)技巧和人物;注重文学的审美鉴赏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