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辛亥河北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辛亥革命时期,作为整个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河北革命虽然因种种原因最终均告失败,但河北革命党人所进行的英勇顽强斗争对于辛亥革命的整体进展起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复兴与发展、深化,辛亥河北革命史逐渐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很快步入正轨,且得到不断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资料挖掘的日益全面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洪辩禅师行迹考

文章通过对记载摩诃衍和洪辩的敦煌文献的梳理研究,基本上弄清了摩诃衍离开吐蕃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平息在敦煌日益高涨的反抗吐蕃统治的民族压迫斗争。与此同时,剃度洪辩为瓶巾弟子,不但考辨出了洪辩即吴和尚,而且还得出了洪辩的具体生卒年代,并介绍了其翻译汉藏佛教经典的成就,认为他为沟通汉藏文化交流,促进汉藏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     

情深深 忆慈父

父亲是台湾省台中市人,1948年在台湾参加著名的"二二八"起义失败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经香港辗转回到大陆。1954年,当时在总参外国语学院任教的父亲,不甘平淡,一再要求到最艰苦、最贫穷的地方锻炼。组织上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分配他到当时最贫穷、交通也非常不便的山区静乐县工作。后来在别人的撮合下,与既     

杜文秀起义研究的新篇章

本刊2009年1—4期和今年第1期开辟了《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先后发表了21篇文章,参与了郭沫若、范文澜二位前辈横加给中国近代史前沿杰出人物杜文秀卖国主义的讨论。学者们或利用英国伦敦保存的皇家档案资料,或查阅云南地方文史资料,或深入民间调查老百姓中祖辈相传的口碑资料,他们以大量的翔实的历史资料,论驳了郭、范二位学者横加给杜文秀的种种不实之词。本刊5期栏目的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们纷纷给编辑部来信,积极参与讨论。有的文章直陈杜文秀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有的说郭、范二位学者对杜文秀只扣帽子、打棍子,没有拿出历史资料来说活,以势压人,这种文风不可取;有的建议杜文秀的讨论应把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有的批评当前史学之风的浮躁;有的更正了郭、范二位文章中引文的失实和曲解;有的说他们二位的文章只盯着英法殖民主义者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引,不做辨伪考证工作,这是个方法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有的就中国传统学术,讲考据、义理、词章,二位学者似乎对这几方面都疏忽了,读者不理解;有的说回回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人物,应该解放思想,冲破阻力,多多宣扬自己民族的英雄人物;有的引梁任公的话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

本刊2010年第1期《杜文秀卖国说辩诬》栏目,共刊出3篇文章,第1篇文章是林荃先生的《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封建割据政权吗?》文章对高鸿志先生在其所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一些诬蔑杜文秀及大理政权的观点进行驳论。高鸿志先生于1998年在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因此,有必要继续探讨杜文秀政权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所谓的根源是指阶级根源。高鸿志先生在《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一节中,探讨了杜文秀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大理政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是封建割据政权。高鸿志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杜文秀大理政权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政权。第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阶级斗争形势及其与杜文秀起义的关系;第二是给杜文秀划分阶级成分,杜文秀是出身回族士绅家庭;第三是从几方面来论述大理政权仍属地主阶级性质。林荃先生就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反驳,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尤其是作者以大量史料,阐述了19世纪中叶杜文秀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他认为杜文秀...     

习仲勋怎样策动国民党军横山起义

正1945年8月,经过8年浴血苦战,全民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决定在中央军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以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宣传和策反活动。此时,习仲勋刚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共     

热烈庆祝西北民族大学建校六十周年民大学人

谢再善 （1903—1977年）山东蓬莱人，曾任榆林边疆通讯社、西北通讯社总编辑，《自由晚报》社社长。1952年后在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任教授。青年时代刻苦自学，专于蒙古语文、蒙古史学。著有《伊盟的地理与物产》、《鄂尔多斯部之由来》、《西北五次回民起义》，在国内首次翻译《蒙古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