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在先”与“行为重”：朱熹知行观探究

朱熹的知行观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知行相互依赖("知行常相须"),二是知先行后("论先后,知在先"),三是以行为重("论轻重,行为重").这三个方面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知行相互依赖是总原则,知先行后和以行为重是具体操作;知先行后强调行以知为指导,以行为重突出知依赖行的贯彻.朱熹知行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因而不可将任何一个方面孤立或夸大.王守仁对朱熹的指责恰恰是犯了将其中的一个方面"论先后.知在先"孤立看待的错误.     

复合命题及其推理的若干理论问题再辨——答王跃平先生

本文就复合命题中是否存在着命题联结词、“孙勇是江西人是可能的”等命题属于何种命题、相容和不相容选言命题的选言支是否可以同假,以及其选言支之间具有何种关系、联言推理的前提中是否必须有联言命题、假言推理是否只是依据假言联结词的逻辑性质、“不是……就是……”是否具有固定逻辑涵义等问题,全面反驳了《<复合命题及其推理的若干理论问题辨要>的辨要》对拙文《辨要》所提出的批评意见。     

略论魏晋“形神”理论的美学转换

"形神"理论最早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哲学问题,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和随之而来的玄学思想深化了这一理论,并使之具有了美学意味,进而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观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形神"理论的这种演进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转换过程,并且具有明显的逻辑痕迹,因此,对这一过程作细致的思考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特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

体态语言是指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和手脚肢体等活动来表现个人情感的身体动作,在人们的日常交际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心理语言的外露,也是民族文化形成的印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人群拥有不同的体态语言。文章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着手,通过比较中日手势语言,阐述中日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历史实在性、神话传奇性、社会全景性——《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情节比较观

“《格萨尔王传》是东方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个课题还值得继续花大力气去做。试可分别从史诗的三个要素---情节、人物、艺术切入展开对比研究,确证《格萨尔王传》的艺术成就整体上达到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同等的高度。仅就情节而言,《格萨尔王传》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均主要描写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撄夺财富的战争,同时交织着部落内部多妻制所暴露的男权统治社会矛盾、部落首领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和人神两界互动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斗争;相对而言,荷马史诗更瞩目人类在战争中的力量,《格萨尔王传》更在乎战争的正义性。中西两大史诗情节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源于共同植根于英雄时代,而中国的《格萨尔王传》产生、形成、发展的时间跨度更大。从历史类型学窥探其荧荧大端,《格萨尔王传》和《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情节均具有实在历史性、神话传奇性和社会全景性,具有永恒魅力和认识价值,占据古典史诗情节概括提炼和组织安排艺术的最高峰线。     

《格萨尔王传》英雄形象性格的经典性——基于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比较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动态地、发展地叙写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赫克托尔、涅斯托尔和佩涅洛佩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和盘托出了他们在为荣誉而战的光环下的追求体系;《格萨尔王传》也在为"善道"而战的旗帜下,动态地、发展地写出了格萨尔、贾察协噶、绒察查根、珠牡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将其追求体系和盘托出。中西两大史诗均开创了同时描写古代英雄之表层性格和"深层性格"之先河,他们代表着"英雄时代"之时代"英雄"亦人亦神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体现着人本意识、自由意识以及责任、担当、关怀意识,具有经典的人文价值和崇高的审美价值。从英雄形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格萨尔王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不愧为《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东方版。     

语言作为世界和作品的通道——兼论从语言学视角反思理论的可能性

世界通过语言沉淀入作品,作品通过语言导入世界。世界和作品通过语言进入一个不断循环流动的过程。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词与物的指涉关系为主导;语言与作品的关系,以言与意的象征关系为主导。语言在作品和世界的牵扯之中,即置身于意义与知识的纠葛之中。而作品融入世界的过程,则涉及到语言与理论的双重冒险:言说不可言说的冒险,知识学冲动施加于诗学意义的冒险。从语言学视角看,文学理论的历史,是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纠葛的历史,也是元语言自我悖反、自我解构的历史。自我矛盾正是思想发明和知识生产的源动力。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及其时代价值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于对治理学僵化和王学末流玄虚的时代语境中,是在心学视阈内对理学有限度的回归和对传统仁学与阳明学的融合发展。李渭心学仁体论的内涵包含仁的内在主体性确立、生生之仁、一体之仁、为仁由己等,这种心学化的仁体论建构具有强烈的时代现实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理论面向,超越"理"与"良知"的时弊,在心学视阈内有限度回归仁的普遍规范;二、诠释进路,在功夫与事为的心学化诠释中阐发"仁"的丰富内涵,凸显仁体发用的实学特色;三、实践取向,在日用行常中阐发"仁"的实践价值。作为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李渭心学仁体论是时代学术思想的映像,也体现了黔中王学的时代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