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城市青年的社会冲突意识研究

了解城市青年对社会群体间冲突的感知,并找到产生这种冲突意识的根源,对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公平感是影响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的重要因素,以往学者未关注的信任因素也对冲突意识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政治信任"和"一般人际信任"因子,所以,对政府权威机构的信任和社会一般他人的信任都可以有效降低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     

论青少年法治意识的培养--留学生群殴案的思考

美洛杉矶中国留学生群殴案引发媒体广泛关注。这起让人触目惊心的案件发生在介于成年、未成年之间的中国留学生身上，不仅反映出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法律的无知，更折射出相关当事人缺乏敬畏法律的意识。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当前国内青少年法治意识的培养问题。笔者对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精神脱贫:内涵阐释与路径探索

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物质脱贫之后,还有精神脱贫问题.所谓精神脱贫,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的精神水平和观念素质不落后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整体精神与观念素质平均水平的生存状态.精神脱贫的内涵具有动态变化性,新发展阶段精神脱贫主要由互相关联的四方面构成:主体意识是基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主动参与精神是核心,科学的思维方式是表现.四方面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发展阶段精神脱贫的丰富内涵.新发展阶段推进精神脱贫:一是要精准识别,摸清精神扶贫对象,这是必要前提;二是加强教育,培养主体意识,这是重要基础;三是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以文化人,这是关键措施;四是巧用典型,提振精气神,这是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