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冷战后 ,“新国家主义”思潮在日本的迅猛抬头 ,导致了日本政治的极度右倾化。小泉纯一郎上台后 ,接连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新国家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 ,是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但是由于日本民族的独特性 ,使得日本在通往“国家主义”这一政治进程中 ,具有许多隐秘而独到之处。而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 ,就是以一种十分隐秘的方式 ,即通过对日本最强的传统政治力量———以神道教为话语背景的“天皇制”———的利用 ,以唤起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忠诚。笔者尝试着从“认同”这一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动机作一分析     

闻一多"大江诗歌"文化国家主义的审美及评析

闻一多"大江诗歌"所表现的文化国家主义精神意味,无非是一种弱者图强的精神呐喊.这种呐喊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是属于正义的声音--通过弘扬"华夏文化"来聚拢涣散的国民以抵抗外寇.这种呐喊是慷慨悲愤、催人警醒的,但其也是一种混乱国家弱小族民因极度自爱而导致的文化自恋、自缚,含有一丝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尴尬.这样的尴尬其根源与文化国家主义思想的偏颇性有必然的关联.     

主义镣铐下的思想舞蹈:略论萨孟武的政治思想

留日期间萨孟武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归国后转而皈依三民主义。他力图构建三民主义的政治学、三民主义的宪法学。身兼学人与党人身份,学理追求与意识形态制约之间的张力难以化解;而学术三民主义化及三民主义学术化过程中的困境,民治与党治、宪政与专制的不可调和性,使萨孟武的种种理论探讨,成为主义镣铐下的思想舞蹈。     

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汉译为中心的论述

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通过创造性地将西方citizen和citizenship概念译成“国民”,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想象了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和民族国家图景.清季部分知识分子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的国民性和催生了现代公民意识,但其真正的目标在于建立强大的现代主权国家,国权高于民权.在反思清季国家建构方略 的基础上,民初部分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企图从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更加彻底地催生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建立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清季民初“国民”概念的移译表明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翻译现代性”现象,即重要术语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它参与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思想和政治发展前景的重构.     

转型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转型社会这一角度来探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型关系,并在政治国家至上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转型和主体力量的转换。本文认为,国家至上,政治国家优于市民社会,即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要干预市民社会,要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型关系的主体力量．特。县转趔社会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根源的探讨,通常遵循国家主义的认识论,即国家意志主导甚至决定了法律体系变迁的所有方面。这种认识论虽然能够较好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再造,但是未能全面把握当前的复杂情况。本文以律师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为例,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说明国家、市场和社会对法律体系的多重动态影响,提出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和法律体系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     

文物返还互惠协议评析

作为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的一种合作型策略,文物返还互惠协议在明确文物来源国对争议文物享有所有权的同时,要求其作出承诺,将同种类别和价值的其他文物租借给移交该文物的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并号召双方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展文物交流。互惠返还协议兼顾了文物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利益需求,为文物返还争议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想方案。     

西方宪政发展的文化变迁及其借鉴

通过自我修正式的文化变迁,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宪法文化表现了某些国家主义质素特征,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张力的动态平衡,谋求二者的文化中道,已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宪政实践难题。和谐语境下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理论逻辑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     

林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

林肯,作为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之一,历来是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与讨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林肯是一位废奴主义者,这突出表现在南北战争中他颁布的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中,广大黑人奴隶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并且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与白人平等的地位。但是,通过深入分析林肯颁布与实施这些法令措施的背景与目的,就会发现他做出这些决定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是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因此,林肯应该是一位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项措施。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根源的探讨,通常遵循国家主义的认识论,即国家意志主导甚至决定了法律体系变迁的所有方面。这种认识论虽然能够较好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再造,但是未能全面把握当前的复杂情况。以律师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为例,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说明国家、市场和社会对法律体系的多重动态影响,提出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和法律体系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