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应用与新闻生产的形变——兼论“什么在决定新闻”

新闻业高度依赖技术,技术推动着新闻生产。从表面上看,技术进展决定了新闻生产的结构性及表达中介化特征。研究认为,新闻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背负职业意识形态的新闻生产是新闻传播专业化的表现,它经历了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三个技术阶段的历练;在社交媒体时代呈现出去职业化特征,连带将新闻生产的"客观性法则"湮没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表达中。非专业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众筹"形式、数据新闻津贴的新闻模式凸现,新闻生产的知识性特征更趋明显。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联结了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形成强大的意见生产来源;主流媒体成为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新闻生产机构。这些反映出新闻生产决定因素的变化:国家及其知识依然重要,地方性知识却不断生产;新闻政策不再光芒四射,而媒介内部政策重要性日渐降低,国家规制则是国家知识的保障;新闻生产的主体扩大,新闻生产的协商特征出现。     

国家政策之思考——基于民法第6条与台湾民法第1条的比较

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国家政策"作为民法的渊源之一,但是对国家政策的概念没有明确界定,其制定主体、适用范围、与民事法律之间的关系都存在模糊性,国家政策在民事法律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国家政策具有必要性。台湾民法第1条与我国民法第6条规定有相似之处,但是存在一定的区别。我国民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习惯、法理作为民法的渊源,这具有特殊性,但是符合我国国情。习惯、法理作为民法的渊源,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行详细论证。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土地农转非政策及其增值收益分配

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土地的现实过程中,由于“国家征收”与“集体转用”政策差异,造成了土地增值收益归属不同主体的较大差异。文章以土地的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产生的利益差别为视角,从土地农转非政策的演化,研究土地农转非政策的初衷,并非侵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农转非政策作为一个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土地非农化政策产生的偏差,致使农转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利益失衡：土地国家征收政策中“公共利益”需要与“经营性”需要并存,地方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异化为“经营型”政府;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与“非法”并存,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混乱;土地补偿征用中“暴富群体”与“三无农民”并存,征地陷入“补偿困境”。     

论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

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共存"的关系,所以如果要维持这种关系,多数国家都需要产生这样的共识,即需要共同逃避无政府状态、特别是最原始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国际格局的形成,是国家逃脱"霍布斯困境",进入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环境;而国家进入社会化过程之后,无政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自然状态"变成了"自治状态"。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国际格局对国际关系的运行、国家行为和国家的政策偏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国际格局所能产生的作用规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别从结构和过程的不同角度做出过阐述,并且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理论的意义上讲,如何认识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是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文章试图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对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进行一种新的分析。     

学界科学家对美国创新发展的直接参与和贡献分析——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例

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技术人才。科学家是推动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力量,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与经济发展黄金期,科学家成为电力、化学、电子和航天航空等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浪潮的智力动力源,使美国抓住创新发展机遇窗口,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并走向霸权之路。通用电气是美国国民经济崛起时期的代表性高技术创新型企业,更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典范,通过历史纵向的研究方法,分析其发展历程,选用科学家创新创业案例,考察科学家在美国高技术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可以为中国新常态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论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这一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换.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传统帝国面临内忧外患的20世纪初,它替代了传统帝国中皇权主义所发挥的功能机制,在帝国的现代性转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作用主要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合法性资源的转换层面,另一个是现代国家机能的建构层面.前者涉及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如何引导人们在观念意识的层面上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现代意识的开启尤其突显在历史观与时间意识的转换之中;而后者则主要是在社会政治行动的层面上实现国家建制方面的现代性转换,现代国家的机能建构围绕“统一民族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这两个方面展开,涉及“民族”形成和国家权力扩展等问题.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批判与经济学批判

通过对浪漫主义国家观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个体原则与政治国家的普遍性原则调和为一种统一的国家哲学。这种国家哲学以哲学的形式,实现和完成了以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离和融合为标志的现代政治国家。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政治性的批判分析,以及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等级经济性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用神秘主义来掩盖尖锐的政治矛盾和经济冲突的虚妄性。     

权力转变与国家利益维护

"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目标是维系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上升,国家的能力上升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增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美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应重视硬权力(strong power)、软权力(soft power)的相互作用.[1] 软权力指:文化影响力、榜样影响力、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力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软权力.正成为权力转变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今天有学者甚至关注起"粘性权力"(sticky power)的功能,[2]强调其具有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共有特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发挥"粘性权力"的作用,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     

盛会筹备战犹酣——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中国-东盟“三会”广西总指挥李金早

10月31日-11月3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简称“三会”)以及2006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举行。其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是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通过“10 1”(中国和东盟10国)的形式聚会中国,是今年我国三大多边外交活动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会议。在中国-东盟“三会”即将召开之际,新华社记者专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三会”广西指挥中心总指挥李金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