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国家建设的“双重难题”，即面临着如何实现规模治理与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分工合作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支撑、保障、发挥国家自主性，使其成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内在本质的表现方式，它体现为对外的自主性与对内的自主性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自主性表现为，通过运用领导体制长期稳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自主制定与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续推进现代化发展。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性实践，中国自主推进现代化变革，逐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应急管理中缘何出现“信息悖论”现象?——基于中国国家治理视角的考察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中国国家治理常规机制与运动式治理机制间的矛盾深刻地体现在了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的差异之中。当下的治理逻辑必然地要求日常管理采取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管理模式，对直接上级的负责制形塑了信息沿纵向逐级向上衰减的常规信息传递机制。但在应急管理机制之下，上级应对突发事件的精准决策却有赖于对真实信息的掌握，而常规机制所带来的表象性避责策略则会削弱上级的决策准确性，由此这一张力进一步形塑了中国国家治理在应急管理机制中的“信息悖论”现象。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天道、身道与国体: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的三重维度

汉朝发展至武帝时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各种制度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以天道作为政治体制设计与运行的宇宙论依据,以身道作为规范政治体制要素及其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以政治家的实践技艺作为消解政治体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力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汉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与设计,建构了系统的贤能政治体制。对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进行整体分析,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其所建构的贤能政治进行反观与检视,有助于理解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古今政治的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