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科技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企业科学技术档案是指企业在科学研究、生产实践、技术开发、基本建设等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保存的图纸、图表、文字材料、计算材料、照片、影片、录像、录音带等科技文件材料。它客观地记录了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在企业的科研、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将企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及其当代启示

哈贝马斯在批判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观点。他指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干预加强这两大发展趋势下,科学技术才成为意识形态,它履行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虽有其片面局限性,但这理论对于人们反思工具理性,更多注重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做为目的有着推动作用。同时,对我国当前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有着启示意义。     

理解与自我存在：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视域下文学阐释的本质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是在科学技术逐渐占领人文领域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要找回人文科学的真理,恢复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实践智慧。在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视域下,文学阐释是文学作品意义呈现的过程,作品和对作品的阐释共同构成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文学阐释不仅仅是为了激活文本,更是一种改变自身的实践行动,其最终目的是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作为实践的文学阐释就是将对文本的理解应用于自身的特殊境况之中,其本质是对自我的理解,文学阐释的过程就是读者与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视域的扩大意味着读者自身意义的开拓。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

本文论证了国家介入在社会资本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城市社会,邻里间社会信任关系的演进和存量可以通过对嵌入于居民区的组织联系而得到解释。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方式,对居民区内部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纵向行政动员的组织策略中,居民间的交往关系往往被吸纳或建制化;而国家的基层组织的网络化则提供了社会资本增生的空间和激励。本文通过1996年以来上海的社区组织重建政策讨论了这些命题。研究发现,特定形式的国家介入乃是社会资本得以发展和增进的必要动力;居民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必须和国家介入的类型进一步联系起来分析。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国家在场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云南贡山县生态扶贫的人类学考察

民族地区作为生态特殊区和贫困高发区的重叠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扶贫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生了改变,而国家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力量。文章以“三区三州”的典型代表云南省贡山县为案例,分析认为国家以正式制度、权力和资源及符号象征的在场形式全方位推动了生态扶贫。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民被国家赋予保护生态的权利和责任,并纳入正式的生态治理体系之中;村民从意识上对生态空间形成了从“生存空间”到“公共生态空间”的认同,形成了家与国的空间统一;生态保护成为当地发展的前置条件,有意识、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生态保护成为又一个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内容,村民在物质经济需求与国家生态需求的统一中不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