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性理论受到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它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现代性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思潮,避免了创作方法论的长期影响,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由启蒙主义文学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构成,这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人权挑战与中国人权文化的战略构想

在以合作政治和利益互赖为基础的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家软实力的文化权重不断上升。随着21世纪趋向信息主义、人文主义、民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发展势能转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人权竞争日益激烈,而我国人权软实力建设正面临国内国外双重文化挑战。基于全球人权软实力两极多元的文化竞争格局,我国人权软实力建设的文化战略资源可从人权意识形态、人权思维、人权理论和人权心理四大类别展开。随着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迈向新征程,我国人权软实力建设的文化战略路径可从人权文化安全策略、人权文化创新策略、人权文化培育策略、人权文化外交策略和人权文化传播策略五个方面系统筹划。在当今人权反全球化的局部势头下,人权工具主义是影响全球人权软实力健康发展的最大危险和威胁。     

“三个务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三个务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就对全党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这一重要时刻提出的谆谆告诫,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庄严宣誓,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三个务必”从根本动力源泉、优良传统作风、独有精神品格三个层面建构了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基本遵循,并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之中。新时代新征程牢记“三个务必”,要求全党加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深入开展作风教育,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认清形势,准备经受各种风险考验。     

论国家政权、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农业过密化生产关系——试析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提到了国家与农业过密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政权是得利于过密化的。本文试图就此分析国家与农业过密化生产的关系,研究国家在何种情况下能够从过密化生产中获得利益,及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政策变化趋势。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发展新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以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中,他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国家学说。     

国际合作研究：流派争鸣、理论成果及局限

国际合作研究从兴起至今已有30多年。国际关系的三个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于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单位）的不同假定而做出不同的国家利益界定，演绎出了不同的国际合作解释。国际合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理论体系。思考三种合作理论的局限，可以尝试建立一种结合权力、认知、制度的综合解释模式。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对宪法国家机构完善的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和实现。国家机构是我国宪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遗憾的是,还存在着种种不完善之处：宪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和事项规定不明,人大代表的兼职性带来的众多问题,政府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相冲突,军事机关的设置和权力的行使存在着瑕疵等。笔者拟从以上问题着手,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建议。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