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前的文化政策与丁玲的文艺活动

在延安整风前,丁玲所从事的文艺活动贯穿着两个主题——"抗日救亡"与"社会批判"。而丁玲之所以能够更多地按照个人的革命理念及文艺观念从事文艺活动,则与延安整风前相对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四”前期“新青年”反复古主义的教育方针思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对尊孔复古、戕害人性的教育要旨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德育、智育、体育、职业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思想;李大钊指斥＂以孔道为修身之本＂的＂国民教育＂违背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应代之以现代国民教育;毛泽东批判旧教育课程太重、摧残青少年,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促进学生身心平衡发展;蔡和森呼吁冲决＂三纲五常＂的教育罗网,促进学生的自由发展;蔡元培、钱玄同等人也主张废止旧教育,实施德智体美和世界观教育并举的新教育。他们所提出的反复古主义的教育方针思想,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教育方针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明前期唐诗分期与宗尚

明前期关于唐诗分期的论述,主要以高棅与台阁文人为代表。洪武间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形成"四唐九品"之分期,在"世变论"与"体裁论"结合下注重唐诗之文学考察;永乐末高棅在《唐诗品汇》基础上删减成《唐诗正声》一书,已多以"性情之正"为标准选诗,其诗学思想与台阁文人渐趋一致。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人之唐诗分期多曲解杨士弘《唐音》之三分法,分期更多是依据"世变论"。高棅与台阁文人虽同尊盛唐,但又有区别,前者多推崇盛唐之古诗,而后者更尊尚盛唐之律诗。台阁诗学思想下的唐诗分期与宗尚存在诸多矛盾,在为何尊唐、为何尊杜等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

文章梳理了以往研究中有关1930年藏尼危机的不同记述,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内外因素及导火索。英印政府通过干预藏尼纠纷,试图恢复自身在西藏地方的影响力,莱登拉受派入藏,为锡金政治官维尔1930年拉萨之行创造了条件;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藏尼危机发生后也派出谢国梁、巴文峻两位特派员,加强了与西藏地方和尼泊尔的关系。文章依据英印政府所派调解人莱登拉的个人传记提供的新资料,记述其入藏之行及藏尼双方最终以和平方式结束纠纷的过程。同时提出,近代西藏历史研究应重视藏尼关系。     

唐代前期中国哲学的贫困

唐代前期的哲学贫困,其主要表现,一是哲学家的贫困;二是哲学家思想的贫困。贫困的原因：一、社会的安定,缺乏震撼人心的社会大问题;二、统治者重视政治,致使政治思想发达而哲学思想平庸;三、经学的统一,使经学走上了僵化的老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四、科举制考试内容的硬性规定,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这就限制和阻碍了哲学思想的深入和发展;五、唐前期中国传统思想对佛学的融合改造尚未完成,佛学理论还未被纳入到中国的传统哲学之中。从佛教哲学而言,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哲学贫困时期。     

20世纪前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20世纪前期的近半个世纪,东亚的国际关系经历了从列强共同掌控到日本逐渐独霸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日本始终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角,东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日本对中国不断的侵略。虽然华盛顿体系维系了一段时间的东亚稳定,但日本的东亚政策目标是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拼凑起了“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这种侵略扩张政策遭到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北宋前期宋夏关系对北宋吐蕃招抚政策的影响

北宋前期,西夏的崛起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对吐蕃的政策,宋廷积极招抚吐蕃,试图实施联蕃制夏策略,从而争取宋夏对峙中的主动权.在军事、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北宋对吐蕃采取了综合经制的招抚政策,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宋、夏、蕃三者错综复杂的争夺形势的影响,同时受限于宋王朝招抚政策所具有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宋蕃之间的合作是脆弱与短暂的.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再论民国时期灾荒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严重的灾荒成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推动因素之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把水利开发放在首要地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地方政府积极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基本使西北地区摆脱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严重灾害的局面.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在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的矛盾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没有通过实现开发来解决局部性的灾害问题.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国家定位(1943-1945)

国家定位即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综合实力和外交政策需要,对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看待与界定.1943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进行界定,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与国际体系的创立,逐渐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际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身份认同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胜利无法掩盖内政的失策之举,为新政权代替也是历史必然.然而,历史的外交遗产将影响着下一代中国人的寻求独立自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