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词人词作的地理分布

北宋前期是词由晚唐五代向北宋转变的关键时期,从词人籍贯的地理分布可以显见词坛格局由五代西蜀和南唐两个中心转而变为以汴洛两都和苏杭为新的中心,并有偏重于南方的趋势;同样,从具体的创作地来考察词作的地理分布,也能梳理出南北词坛相对均衡而南方据有优势的特点。北宋前期词坛格局的变化与北宋汴京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关涉较多,同时又与南北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有着较强的联系。     

第五讲冯玉祥与“五原誓师”

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隆重典礼，誓师北伐。吴佩孚、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帮助策划下，倾泻全力与国民军交战。8月1日，直、奉军阀联合发动全线总攻击，意图包围和消灭在大同——包头战线上国民军。8月14日，国民军撤离南口，向绥远方向退去。此时，窥伺绥远已久的阎锡山趁此机会派兵切断了京绥路国民军的归路，于9月10日占领包头。国民军在撤退中遭受突然袭击，大部退到了包头以西的五原一带。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上来

6月13日，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进入安置受灾群众和恢复重建前期准备阶段，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进入关键时期，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形势逼人，任务艰巨，全党同志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坚定必胜信心、全力做好工作。会议号召要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大力宣传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使之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坚定意志，转化为办好奥运、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力量。     

说“杨稷案”

杨士奇长子杨稷杀人夺产被判死罪，此案是明前期地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典型案件。一方面，杨士奇读书入仕身居高位之后，杨稷在家乡扩充产业，激起民怨，反映了一个官僚士大夫家庭的兴衰过程。另一方面，经过元末兵燹之后，杨士奇家乡泰和县的故家大族以读书入仕争取政治地位，以修订族谱重建宗族组织，以复兴祖业为名争夺各种经济资源，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竞争激烈，矛盾尖锐。杨士奇一家裹挟其中，又有权势可以凭恃，“杨稷案”因此发生。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金融博弈

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政府势力全面进入云南,龙云政府控制云南的"独立王国"地位慢慢丧失,云南金融也由原来独立于中央金融体系之外,而逐渐被中央金融势力蚕食和收编.但云南方面对中央金融利益的渗透一直也在做不甘"失败"的抵抗,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龙云政府最后被蒋介石改编.因此,这期间云南金融的发展是随着双方的金融利益博弈而展开的.     

抗战时期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评析

抗战时期中国初生婴儿、产妇高死亡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忧虑.四川省由于地处西部内陆,科学生育观念尚未被民众接受,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显得更为迫切.抗战时期妇幼卫生工作在四川省大多数市县开展起来,而尤以成都市的妇幼卫生工作在全省开展得最早、最全面、也最好.但受到多种客观历史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战时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覆盖面窄,受众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     

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定型

现代四川高等教育发轫于清末,在民国前期得到了初步发展,到抗战前夕形成了四川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民国前期四川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既是四川现代化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四川的社会变革;它不仅为战时四川高等教育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而且为现代四川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心上有一盏灯——间接体验西北联大精神

西南联大的"南渡北返"与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①. 关于南渡北返,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有这样的阐释: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之回应

抗战期间,在日本的怂恿下,泰国公然宣称我国南方几省为泰族发源地,要收复失地,还派人到我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活动,并于1939年6月将暹罗改称泰国.这种大泰族主义言行引起了处在艰难抗战中的重庆国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国知识界的警惕,引发了我国政府及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反思.重庆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府逐渐重视西南民族和边疆问题,开展一系列民族调查活动,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流寓西南的爱国知识分子,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或整体性,对大泰族主义侵略言行予以了有力驳斥.国民政府和中国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的回应和反击,对于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犯越与防范——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犯管理研究

在国内和外部诸因素的影响下,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所人犯越狱情况非常严重,频繁发生。针对此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相继出台了疏通监狱、对监所人犯进行教诲、加大对监所管理人员的惩罚,加强对监所管理人员的考核和分发等政策,以期防范人犯再度越狱。然而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专政独裁的统治风格和功利性、不连贯的防范政策,均使其效果极微。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监犯越狱现象不仅没有根治,而且不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