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山东国民政府师范教育政策回顾与述评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山东国民政府相关的档案资料发现,抗战胜利后山东国民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为山东师范教育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东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当时政局混乱、内战爆发、政府财政濒临崩溃等原因,上述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回顾总结这段历史,不仅可以丰富山东近代教育史研究成果,而且对当今的教育政策与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明代前期的救钞运动及其影响

明代前期国家出于财政需求,大肆印钞,以致大明宝钞一路恶性贬值。永乐以降国家开始寻求挽救宝钞的措施,开展大规模的救钞运动。救钞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永乐、洪熙时期为第一阶段,宣德时期为第二阶段。但是不论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救钞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增税扩税课钞这一核心主旨展开的。以此救钞,利弊相随,在疏通钞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问题。在宝钞退出流通后因救钞而增置的各色商税杂课并未随之取消,而是演变成明朝的固定课税名目,成为赋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增税扩税这一做法开明代财政领域中一种惯常做法的先例,具有示范性意义。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1939年重庆国民政府“全国生产会议”述论

1939年5月,刚刚完成搬迁工作不久的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生产会议”,就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次会议对促进后方经济发展、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表现出不与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对原有政策进行检讨与调整,以及维护自己统治的原则立场。     

广州国民政府与广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积极谋求经济独立,大力扶植民族工商业;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各种服务;组织、发动商界集资兴建公共货仓,组织保险公司,自办汇兑;实行币制改革;发展交通、通讯事业;加强工商行政管理,设立实业研究会和工业专门学校。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贯彻实施,大大促进了广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民国前期粤商文化在上海的辐射效应

广东受西风熏染较早和毗邻港澳,商品经济因素活跃,在近代观念传播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民国前期粤商文化主要通过粤籍华商在上海的拓展而产生辐射效应。经过长期融合,旅居上海的粤商逐渐融于当地,丰富了沪市商业文化的内涵,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并增强了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     

胡适与国民政府

胡适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太多好感.但他却一直注视着国民党政权的种种政治决策与行政思路,不肯放弃自己的职责;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时刻准备以社会的良心正面发言,并在政治舆论上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建国治国的大道.在此过程中,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冲突与合作相始终,希望与失望相交织.     

李清照婉约词论略

以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44岁南渡为界,李清照词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政治背景、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的不同,李清照前后期词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也因之相异。但其词作之抒情性、象征性、含蓄性,以及结构宛转、语言清新、好用叠字,尚故实、协音律等婉约词特点,则一以贯之。     

一川风月要人看

正鲁迅先生有本杂文集子,名为《准风月谈》。民国22年,国民政府舆论管制,《申报·自由谈》刊出告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这"风月"用作"风花雪月"或"清风明月"的省称,像是"文学"的代名词,遂"多谈风月"便成文学家之事。我是学文学的。2003年夏,我自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建阳市北上,一头扎进京城北二环与三环交界的太平湖畔铁狮子坟,开始了在"弘文励教、熔古铸今"的文学院训之下的大学生活。那时候,"学文学=谈风月"是我的"常识",直到遇见导师王一川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