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加入WTO后 ,由于竞争主体的改变 ,企业面临的市场经营环境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我国企业只有提高国际竞争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而重视以技术创新为主的核心能力的构建和培育是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基于提高引资竞争力的我国外资发展战略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提高吸收外资水平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国际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概念着手,引申出以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营造人文环境等为主要内容的引资综合竞争力,并在分析国内外城市吸引外资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建议。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的法理思考

贸易与环境已经成为决定WTO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国际法角度出发，世界各国都应通过缔结全球性和综合性的国际条约、建立争端解决机制来实现贸易与环境、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互动。     

国际移民学研究:范畴、框架及意义

国际移民学探索的直接目标,是在合理解读移民行为的基础上,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进而达到移民个人或群体在大社会中的和谐生存与发展。国际移民学探求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球人的和平共处,共赢共荣;其最基本问题则可以归结为:何时、何人、为何、如何跨国迁移?跨国迁移对迁移者个人、家庭及相关群体、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移民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私法中的国家主权观--由国家利益本位向国际社会利益趋向的转化

主权原则是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际私法中长期以来都存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倾向,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传统国际私法中的主权观已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蓬勃发展的现实。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法律文明的趋同化,由此伴随着全球共同利益的产生。国际私法作为处理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必须对这种国际社会利益做出反应,把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作为追求正义价值的基本向度。     

国际制造业基地目标与江苏制造业集群培育

对于江苏来说,国际制造业基地目标意味着在10年内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2.3倍。如何实现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战略目标呢?大力发展制造业产业集群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产业集群具有独特的竞争合作机制,能促使成员企业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分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和对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产业发展空间、地理区位、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江苏省应当重点发展信息、石化、医药、纺织、装备、汽车及关键零部件等6大制造业集群。     

价格是把双刃剑

今年以来,受国际市场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影响,四川的石油产品和有色金属价格持续走高。1-5月,四川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同比上涨34.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3.4%。从主要产品情况看,粗铜5月份上涨90.2%,累计上涨52.9%;锌5月份上涨85.1%,累计上涨39.7%;黄金及冶炼产品5月份上涨22.2%,累计上涨18.3%;铝5月上涨13.8%,累计上涨9.6%;铅5月份上涨11%,累计上涨9.2%。由于有色金属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致使其制成品价格也相应高涨。5月份,裸铜线同比上涨82.7%,锌成品材上涨42.8%,黄金首饰上涨42%,布电线上涨3…     

长三角区域合作建设国际制造中心的制度设计

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阻碍了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用行政机制来调整长三角地区间的行政摩擦,有悖于一体化的实质。打造长三角国际制造中心,上海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江浙要用产业集聚方式推进制造业崛起;只有实现长三角发展机制的一体化融合,才能实现大范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学习欧共体务实的经验,区域合作要从具体的项目做起;关键是要实现长三角区域市场竞争规则的统一。     

中央拟刹止官员著书热

5月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巨大魅力一直在吸引美国人的眼球，他们对中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幻想。如今，中国的无穷魅力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