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但是,若干年来也出现了农业生产力长期徘徊、缺乏后劲的现象.究其原因,除了我国人多地少、经济底子薄、农业投入不足等客观因素外,更存在着有关农业用地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便是主要原因之一.     

土地股份合作社内部能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吗？

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促进资本与农地结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上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对普通社员与核心社员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可选策略的讨论,分析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利益联结机制的特征,并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仁发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土地股份合作社坚持“退社自由”原则有利于保护普通社员的基本权益,但不利于在合作社内部形成“风险共担”机制,要在保证普通社员基本权益的同时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应该充分利用计提公积金这一手段,不允许社员退社时退回公积金或许是有利于土地股份合作社内部形成“风险共担”机制的一个可尝试的方法。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

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818份调研问卷,探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模型和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作用。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期限设置的思考 ——基于“轮+期限” 与“适当调整” 法律适宜性的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有期限的新型物权,合理、恰当地设置其期限,可以稳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而稳定土地经营权使用者的未来土地收益,有利于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秩序,稳定地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益。新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草案对耕地承包期届满后作出“再延长三十年”的修订,需要警惕落入形式化的“长久不变”而掩盖风险,因此要反思“自动续期三十年”背后的原委及可能的调整。从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及其期限设置的政策与法律变迁着手,论证了“长久不变”并不等于没有期限以及设置“每轮”的政策合理性,并阐述了实践中土地流转需要的差异性、变动性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设置的不匹配困境，凸显法律“适当调整”的必要性。将“长久不变”由“土地关系”的调整转向“土地利益”的调整,土地利益协调由形式公平转向实质公平,这直接体现出“适当调整”以均衡土地利益关系来回应“长久不变”的实质性与精准性。最后，从确保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质“长久不变”的层面提出了“确保大稳定”“预期小调整”的优化路径。     

明初陕西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元末明初的战乱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给陕西的农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大量土地荒芜,人口逃亡。明王朝在平定陕西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改善民生的措施,包括开垦土地、兴建水利、减免赋税和赈济灾民,还有明代初期政治清明与外部环境稳定,使得陕西地区的农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生态功能区域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厘清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推进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匹配,对于生态功能区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保障生态用地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河北省农户调研数据,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ROC曲线相结合,深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依据ROC曲线检验模型效果和界定最佳预测阈值。模型结果显示ROC曲线的Youden指数为32.7%,对应的预测阈值为0.41,模型效果较为良好,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规模、承包土地规模、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归属认知、村庄地形、村庄类别、租金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不限于经济因素的考量。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逻辑、原则与制度选择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是土地法制改革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它在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多重目标和逻辑下存在显著的制度冲突和权利限制问题,破题的关键是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和原则。这要求将财产权逻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主线,将多元目标拣选、提炼为两项原则——即农民权利实现机会和承包经营权益的绝对保障,并以这两项原则划定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而未被转化为原则的其他目标则只能在不违背主线逻辑的前提下设定和适用为该目标服务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制度改革的思路将趋于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共同构成三层次的权利体系。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制度前提,土地经营权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获得创设并承载旧制度未竟的使命,就长期而言,曾施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转让、抵押、期限上的限制将逐渐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再分配将吸纳更多授权性（自治性）规范,但出于经验性考虑,短期内的制度调整仍有待变通设计与实施。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市场化路径选择

以分析土地管理制度所处的耕地保护红线、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三个时代背景为逻辑起点,研究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市场化配置的三种策略：城乡土地流动、耕地资源异地占补平衡和 “飞地工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土地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路径：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PPP模式,发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引擎作用,宅基地有限市场化配置和市场化思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最后,提出政府在土地改革制度环境建设中的四个功能：科学规划、搭建市场交易平台、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和风险评估管控。     

农户和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主体看待该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研究1基于1 002份有效问卷,引入态度的三维度模型,将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态度分成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结果显示：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问题,增加农业收入;但利用政策贷款意愿度并不高。研究2基于857份农户和145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有效问卷,选用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态度强度与中心性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态度强度上,行为强度差异显著,认知强度部分显著,情感强度不显著。中心态度上,农户的中心态度是认知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是情感态度。此外,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影响贷款意愿的态度具有差异性。可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是影响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基于土地整治的滨海盐碱地区耕地质量提升研究

我国滨海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气候、水文、土壤质地等因素的影响,土壤盐碱化问题较为突出,耕地质量普遍较低,严重制约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土地整治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盐碱化状况,提升耕地质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本项目选取天津滨海新区太平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土地整治措施,实现耕地质量的全面提升,为滨海盐碱地区土地整治提供技术借鉴和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