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土地承载力对比分析及对策研究

传统资源承载力与相对资源承载力在研究区域内存在着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差异.两广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及承载力状况的对比表明,广东在开放的系统内人口资源承载力相对富余,广西在封闭的系统内人口资源承载力相对超载.广西应重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问题.     

西部牧区小康社会建设研究

国土面积占全国56％、人口总数占全国23％的西部地区中，青海、西藏、内蒙古、新疆4个省、自治区的牧区面积分别占本省、自治区土地总面积的96％、81％、66％和50%，四川、甘肃两省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面积的30％以上。如此大的牧区面积大部分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牧区的发展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西部牧区发展了，西部少数民族以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就成功了一半以上。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农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型”到“市场主导型”农地信托的演变。目前的农地集合信托计划与此之前的农地信托流转模式相比,采取金融化与商业化方式改造农地信托,引入信托公司对农地进行信托管理,既强化了农地信托流转的市场化运作,改变了一直以来被诟病的政府主导型农地信托流转的弊端,有利于发挥信托公司强大的信托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又能更迅速地集合更多土地,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未来农地信托流转将遵循市场为主导的农地集合信托方向;以农地事务管理型信托为主,农地资金信托为辅的信托方向以及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农户和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主体看待该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研究1基于1 002份有效问卷,引入态度的三维度模型,将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态度分成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结果显示：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问题,增加农业收入;但利用政策贷款意愿度并不高。研究2基于857份农户和145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有效问卷,选用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态度强度与中心性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态度强度上,行为强度差异显著,认知强度部分显著,情感强度不显著。中心态度上,农户的中心态度是认知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是情感态度。此外,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影响贷款意愿的态度具有差异性。可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是影响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农地信托中信托财产性质及归属谜题:困局与出路

农地信托中信托财产的性质为何,农地信托设定后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动,已困扰我国学界多年.目前既有的承包权—权利转移说、承包权—权利不转移说、租赁权—权利转移说等多种学说均未能完美解决农地信托的理论谜题.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为解决上述谜题提供了新的机遇.将农地信托中信托财产界定为农地经营权,并将这项权利配置为"高度物权化的债权",有利于彻底解决农地信托的理论谜题.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基于首次土地行政问责73个案例的分析

为遏制土地违法,规范土地行政行为,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土地行政问责制。在研究2011年首次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后续发展情况时发现,73名官员已悉数复出,但存在复出时间模糊、复出过程不透明、复出门槛低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官员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不规范不仅会降低土地行政问责的惩戒、警示作用,更会使公众对土地行政问责制失去信心,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等措施,对土地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进行规范管理,以此来增强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围绕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这一经典命题,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分别选取户均总耕地面积10倍和农业竞争力作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界定标准和现实逻辑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5个阶段性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即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大规模经营、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及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归纳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经济、制度及禀赋3个方面的现实逻辑。认为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仅应适度,而且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同时,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将大小并存;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