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何去何从——来自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的经验与启示

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是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改革试点"分析框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嵌入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的实践中进行纵深观察。案例研究发现,农户退地意愿是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行为合法性的有效来源;财政兜底式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路径面临较大经济风险;农业开发项目先期进入是影响退地后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改革试点结果显示退地过程并未引发农户彻底离村、进城。鉴于此,进一步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改革,应尊重异质性改革需求,渐进式推进改革;重视改革路径的可持续性,有序推进改革;构建"农户预退出+集体收储+挂牌招商"机制,实现退用结合的长效改革;注重配套改革,统筹推进改革。     

土地,公正,农业发展:拉美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土地产权改革比较

本文比较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背景、过程和结果。拉美的改革侧重于平均地权,在实现了农业高效率发展后重建社会公正。前苏东的改革侧重于创造地权,通过给予农民生产经营自由提高农业生产率。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两场产权改革虽没有普遍造成土地大规模集中的结果,但也未能充分实现土地价值、增加农民福利的目标。如何一方面利用外部发展资源实现土地的潜力,另一方面又保证资源控制者不因制度化的不平等而完全剥夺发展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设计者面临的共同问题。     

对黑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2004年黑龙江省农村人口仅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02％。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005．18元,比全国平均值略高2．3％,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11位。而我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05％,农户平均经营土地9．71亩[注1],均居全国第一位;人均粮食占有量和出售量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吉林省）,牛奶产量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内蒙古）,可谓为农业资源大省。但是,我省与之密切相关的乡镇企业甚不发达,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尚有很大潜力,在当前和今后,全党全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又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对此,有如下的一些建议。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审判思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伴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也日益增多,此类纠纷因合同流转主体民族多元、流转期限过长、流转价格过低等因素在履行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流出方通常诉请法院解除或变更合同。审判中合同稳定性与情势变更之间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凸显,对此需要从法律、民族、社会的视角进行综合考量,在明确审判思路的基础上能动司法,提出规范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司法建议。     

由民间规则到国家制定法--析中国土地制度与地政管理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事和经济法律关系主要由民间规则进行调整。近代以来,对于这些民间规则的改造成为法律转型的重要任务。就土地制度和地政管理而言,创立新的法律部门、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规则、改革民间陋习是国家制定法逐步取代旧有民间法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民事经济法律关系近代转型的重要特征。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     

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与近代中国农村复兴——扶植自耕农运动再研究

金融枯竭和信用缺失是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盛行、土地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救济与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及其官方学派主导的扶植自耕农运动,致力于土地信用化,创设和扶助自耕农,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在局部地区盘活了农村金融,提升和维护了农民的信用能力。然而分期摊还信用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显示,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不单是地权转移,且需要金融和行政力量的双重支撑,同时要强化土地的产权意识和市场的契约精神。